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王欣

渡河之路如此艰险，红军为何毅然向前？

一场绝境中的转移，为什么能穿越90年依然滚烫？

一座座横跨江河的现代化大桥，与红军远征有着怎样跨越时空的精神联结？

10月14日上午，“红军渡口 桥见信仰——十五省区市大学生行走的长征思政课”宣讲活动走进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报告厅里，这些追问被一次次提起、回应、接续，答案在青年学子心里变得更加清晰。

“站在嘉陵江边，历史就在江风里”

“出发前，我翻阅《红军长征史》，书中关于略阳的记载只有寥寥数页。可站在嘉陵江边我才明白——历史不只是书里的几行字，它就在江风里，在渡口边，在那些鲜活的人的记忆里。”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25级硕士研究生赵晗竹以“一双鞋、一座桥、一条路”为脉络，讲述重走长征路的故事。

“二万五千里长征到底有多远？”赵晗竹面向台下师生抛出问题。

“如果换算成400米操场？”“大约是31250圈。”

“倘若每日行军30公里？”“也要连续走上400多天。”

“可如果，脚下只有一双草鞋，还要爬雪山、过草地、蹚激流呢？”

话音落下，报告厅短暂安静。借着这份情绪，赵晗竹讲起一双布鞋背后的军民鱼水情。

陕西省略阳县地处陕甘川交界，五山环绕、三水汇流。寻访期间，她随湖北日报全媒体报道组走进徐家坪镇街口村，听当地群众口述1936年秋夜的街口伏击战。当年，红二方面军红六师在街口渡口设伏，一举截获敌军3艘满载军需物资的船，有力策应主力部队北上会师。

战斗结束后，红军战士看见前来引路、帮忙搬运物资的青年赤脚奔走，其中就有街口村前任村支书王明武的父亲。战士们将自己舍不得穿的布鞋递到乡亲手中，自己则穿着破烂的草鞋踏上征途。

“红军递出去的是一双鞋，百姓还回来的是一条心。”赵晗竹说。

“渡河的，是红军；托起红军渡河的，是百姓。”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25级硕士研究生张译丹感慨，不忘来时路，方知向何行。作为当代青年，要在行走中读懂历史，在感悟中传承精神，把个人成长的坐标锚定到国家发展的大潮中，以青春之姿答好“新时代如何走好自己的长征路”的时代课题。

脚步所至，就是课堂所在。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陈宇恒在致辞中说，学生们在渡口边追问历史，在现代化大桥上理解时代，在红军后人的讲述中体认信仰。步履所至，皆是红军走过的万水千山；镜头所向，尽是90年后的山河新篇。这种“无字之书”的力量，无比磅礴。

“希望大家从听故事的人成长为讲故事的人”

“这次寻访路上，最触动我的，是这只小木雀。”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5级硕士研究生张书畅，指着屏幕上的照片，缓缓讲起湖北省英山县陶家河乡一段尘封的往事。

1934年，红二十五军撤离陶家河，留下上百名伤员。村民陈洪元在自家十口人挤茅草房、吃野菜的情况下，收留了7名红军伤员。

3个月后，伤员归队。一名陈姓排长临走前，将亲手雕刻的一只小木雀送给陈洪元6岁的儿子陈寿田，约定胜利后以此为信物相认。

但陈排长随军长征，再也没能回来。陈家五代人，把这只小木雀守了下来。

“如何不负先辈的嘱托，接住时代递过来的小木雀？”现场学生提问。

“对烈士最好的祭奠，是接住他们豁出性命守护的信仰。”张书畅说，传承需要讲故事的人，新闻学子更要不断锤炼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架起传播之桥，连接老区大地与当代青年，连接峥嵘历史与火热当下。

“我的老家在井冈山下的湘南小城，罗霄山脉绵延到村口。”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刘大为站上讲台，从自家讲起——太爷爷1928年加入了红军，爷爷是湘南游击队队员。在他的童年记忆里，长辈们讲的都是渡口与江河里的生死故事。多年后，他一路西行北上，来到古都西安，站上西北大学的讲台。

当年红军靠着木船、门板搭建浮桥拼死寻路，今天人们搭乘高铁、驶过现代化大桥。回望那段峥嵘历史，刘大为说，渡口是“过不去就会被淹没”的生死关口，大桥是“山河已无恙”的和平答卷，一“渡”一“桥”之间，是90年接续奋斗写下的答卷。

“沿途的众多渡口，记录的大多是出发；而陕西记录的，是到达，更是再次出发。”刘大为寄语广大青年学子，课堂不仅在教室，也在渡口、在桥头、在田间，希望大家从听故事的人成长为讲故事的人，在各自的“渡”与“桥”之间，找到属于这个时代的奋斗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