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中汉

我总觉得良心上有一种需要，应该把加德纳夫妇介绍给中国。这个“需要”，三十多年前催促我提笔写下鼓岭的故事，三十多年后还在催促我，跟每一个愿意听的人讲。

1985年，我自费到美国留学，去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读博。那时候，我的英语不太行，想找个当地人练习听力和口语。市政厅有本“国际大家庭”花名册，上面全是愿意帮助留学生的当地人。我翻到第一页，选了第一个：伊丽莎白·加德纳，76岁，一个人住，没有孩子。

那是1986年的春天，我走进伊丽莎白的房子，看到满屋子都是中国画、刺绣、木雕、漆画瓶。第一次见面，伊丽莎白问我：“‘Kuliang’在哪儿？”我答不上来。

当时的我在异国他乡举目无亲，来自苏格兰的伊丽莎白也刚刚失去她的丈夫。我后来想，如果没有这次相遇，这个故事也许会被埋没，成为加德纳夫妇一生的遗憾。

伊丽莎白讲起她去世的丈夫——密尔顿·加德纳，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物理学教授。密尔顿酷爱中国文化，晚年最惦记的就是他儿时的中国故园“Kuliang”。刚开始我其实听不太懂。但她一直在讲丈夫，讲他临终前一遍遍低唤“Kuliang”。我慢慢懂了——她不是在找一个地名，她是在替丈夫完成一个未了的心愿。

伊丽莎白曾提到，丈夫小时候收藏过一些邮票，上面的邮戳可能会有相关信息，但邮票找不到了。1991年秋天，她给我打电话，说找到了邮票。我驱车前往，一进屋就发现她坐在地上，眼含热泪，小心翼翼地捧着邮票，视若珍宝。谜底终于揭开，原来“Kuliang”就是福州方言里的鼓岭。我郑重地向她承诺：“我一定会帮你去那里。”

其实，不管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人们对故乡、对故人、对叶落归根的那种念想，是一样的。密尔顿11岁离开中国，后来60多年都在美国，可他心里一直装着鼓岭。伊丽莎白不懂中文，可她执着于替丈夫完成遗愿。我帮他们，只是觉得这份感情，我懂。

我一直在琢磨，怎样把这个故事告诉更多的人。1992年，机会来了，我从朋友那里得知《人民日报》在举行“海外记事”征文比赛。我化名“钟翰”写下《啊！鼓岭》，寄给《人民日报》，得了一等奖。

我并没想到这个故事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从头到尾是很多人的接力：从密尔顿开始，到伊丽莎白，再到我，又到《人民日报》的编辑，然后是最重要的一环——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他在报纸上看到这篇文章后，立即想办法联系到我们，邀请我跟伊丽莎白访问福州。1992年8月21日，我陪伊丽莎白飞抵福州。习近平同志特意安排外办和当地政府，请了9位当年和密尔顿有过交集的乡亲，跟伊丽莎白座谈，回忆幼年往事。

当天晚上，我跟伊丽莎白留宿在鼓岭上密尔顿的老房子。因为心情激动，我一夜未眠。第二天清早，我陪她出去散步。走到一棵大树下时，伊丽莎白把一方白色丝巾铺在地上，然后将一张密尔顿大约6寸大的遗照放在丝巾上。她跪在地上，对着密尔顿的遗像说：“达令，我终于完成了你的嘱托，实现了你的遗愿，把你的灵魂带回鼓岭，带回你的故居来安放。”她流着眼泪，用手一点一点地捧起泥土，包进丝巾里留作纪念。

鼓岭之行后，我再没见过伊丽莎白，只偶尔收到她的明信片。2012年，我与妻子去拜访她，才得知她已将房子捐给了教会，住进了俄勒冈州的养老院。没过几年，她就去世了。后来，我还会梦到这位老朋友，梦到她站在树下的身影。

2023年“鼓岭缘”中美民间友好论坛上，我作为中方民间代表上台发言。习近平总书记向论坛致贺信，我读到一句话，心里暖了很久：“国之交在于民相亲。”

“民相亲”，说到底，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之所以思念故乡，是因为那里有故人，这种朴素的情感超越国界。中国人和美国人，隔着太平洋，可心上都有这种念想。这种念想连起来，就是国之交最结实的那层底子。

“Kuliang，Kuliang。”一个美国老人用福州方言，念他儿时的山，念了一辈子。他的妻子替他念，念给我这个素不相识的中国留学生听。我替他找到了山，她把他带回了故土。如今，我还在替他们讲这个故事。

（作者为“鼓岭故事”的亲历者。口述整理：湖北日报见习记者谭佩、“有理有句”理论评论专栏主理人王舒娴，武汉轻工大学学生王芮祺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