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浩荡长江，万古奔流。江河是孕育人类文明的共同摇篮，从尼罗河到亚马孙流域，从两河沃土到长江、黄河，一条条母亲河，铺展着不同文明起源、生长、交融的恢宏画卷。
作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长江历经沧桑，积淀出内涵丰富、底蕴深厚、独树一帜的文明谱系，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
近期，围绕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国强提出的中华文明独特的“内聚型”地理态势观点，湖北日报《理论周刊》就传承弘扬长江文化,深化长江文明研究阐释、传播展示，与他进行了深入交流。
一些大河孕育的原生文明之所以断裂
根源在于存续根基的动摇与精神纽带的瓦解
记者：放眼全球大河文明，不少古文明走向断裂消亡，唯独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纵观人类历史，为什么世界主要原生古典文明大多诞生于大河流域？为何大河孕育的原生文明，多数都走向了断裂？
李国强：江河是文明的摇篮，大河文明构成人类早期文明最重要的谱系。尼罗河、幼发拉底—底格里斯河、印度河—恒河、长江与黄河，奔腾不息的大江大河，孕育出人类最早的农耕体系、城市形态、制度传统与精神信仰，书写了人类文明起源发展的宏大篇章。在世界大河古典文明中，唯有以长江、黄河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绵延不断、赓续不绝，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独特样本。
世界主要原生古典文明大多诞生于大河流域，这并非偶然，而是由多重条件共同造就。大河定期泛滥淤积出肥沃的冲积土壤，为上古时期大规模农耕生产提供了条件。而源源不断的河流水源，则为灌溉农业提供了保障。
大河作为天然水运通道，不仅使物资与人员往来更加便捷、成本更低，而且使技术、习俗与思想的跨地域传播交融互动成为现实。而水患治理、灌溉水系修建，远非个体所能完成，人力的统筹、水源的分配应运而生，客观上促进了社会分工、公共权力、社会制度与早期共同体的形成。随着人口的集聚，城市、历法、文字、大型礼制建筑相继出现，由此大河率先成为人类文明的摇篮。
当然，大河虽然是文明诞生的重要条件，但并非唯一条件。亚马孙河、密西西比河同样水系浩大，但并未形成原生文明。因此，大河古典文明的早期形成还有赖于适宜的气候、可驯化的动植物及地理环境稳定性等多重要素的叠加。
在此，我们要追问的是，世界上各大河古典文明无一例外地都要面对洪水治理、资源分配、族群整合的生存考验，也无一例外地创造出宏大建筑、文字、历法等等震撼后世的文化瑰宝。但遗憾的是，多数大河古典文明都无一例外地陷入“兴起—辉煌—断裂”的怪圈。
比如辉煌一时的古巴比伦文明，因为赫梯人、加喜特人、亚述帝国的入侵而趋于暗淡；璀璨夺目的古希腊文明因为波斯人、马其顿人、日耳曼人的入侵而沉睡千年；被称为“印度河文明源头”的哈拉巴文化因为雅利安人的入侵而毁灭殆尽；被赞为“尼罗河的赠礼”的古埃及文明因为希克索斯人、利比亚人、努比亚人、亚述人、波斯人、罗马人的先后入侵而面目全非。
究其根源，不仅仅在于外部力量的征服和战争，其背后同样是多重历史动因叠加的结果。比如从生存环境看，尼罗河谷、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生态载体相对脆弱，土壤盐碱化、气候波动、河道改道等严重冲击农耕根基。比如文字的相继失传，使大河古典文明的历史记忆失去载体，文明传承发展失去基本的依托。比如多数大河古典文明仰仗王权与神权维系社会秩序，缺少跨地域、跨族群的、稳固的价值共同体，因此当王朝倾覆时便意味着文明的崩塌。由此观之，其深层根源在于文明自身存续根基的动摇与精神纽带的瓦解。
反观中华文明，独特的“内聚型”地理态势是维系中华文明的天然外在因素。而疆域的稳固拓展、人口的持续增长、汉字系统的一脉相承、“大一统”的国家实践、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持续凝聚、善待不同文明的博大胸怀，成为中华文明传承发展、从未中断的硬核密码。
“内聚”不等于封闭
核心特点是整体格局自成体系、向内聚力高度凸显
记者：您提出中华文明独特的“内聚型”地理态势，区别于其他大河文明的地理环境，这种“内聚”是否等同于封闭？它有哪些核心特点，又如何塑造长江的内在品格？
李国强：“内聚”不等于封闭，而是兼具内敛聚合与外向联通的独特文明基底。
其核心特点包括：一是整体格局自成体系，我国大陆腹地辽阔、山河纵横，山脉、水系、高原、海洋形成天然的圈层式地理屏障与联结纽带，构建起相对完整、独立存续的文明发展空间，为文明的稳定传承提供了先天条件；二是向内聚力高度凸显，广袤疆域把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牢牢凝聚为整体，催生了中华民族与生俱来的统一意识与整体观念；三是开放联通从未断绝，长江、黄河水系贯通东西、通达江海，为文明交流互鉴留下了广阔空间。
以长江为例，正是内聚而非封闭、聚合且可联通的地理态势，不仅造就了长江沿线各具特色的巴蜀、荆楚、吴越、江南等多元地域文化，而且使流域内各类文化因同源共脉而相互浸染、相互借鉴、相互滋养，在相融共生中，深度塑造出长江文化多元一体、开放包容的鲜明品格，涵养出长江文化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精神底色，成为中华文明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标识。
纵观中华文明的演进历程，内聚的地理环境、广阔的疆域和众多人口，是中华文明传承的基础条件。持续沿用的汉字以其广泛适用性、文化附加功能、高度组词能力、形音义一体功能等，成为中华文明持久传承的坚固载体。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的水乳交融，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形式和内涵。丰富、多层次的教化体系，为文明传承提供了持续稳定的保障机制。独特的史学传统，铸就了赓续延绵的历史文化意识。同域外文明互学互鉴，取长补短，为中华文明的丰富和发展注入活力。
中华文明以道为统，以天人合一为根本理念，以“大一统”为政治文化主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价值，以求变革新为鲜明品格，以天下大同为崇高理想。这些思想内涵和价值理念历经数千年历史洗礼，不断凝聚，不断升华。即使在政治分裂分离的历史时期，中华文明之根从未断绝，中华文明之脉从未断裂，中华文明之本从未断层，聚合成为中华民族强大的基因谱系而源远流长。
从天地本源出发探求“天下”秩序和社会规范的“道”，将自然变化规律与社会发展规律结合起来，是中华文明兼具厚重性和灵活性的底层逻辑，也可以说是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精神源头。
以“德”贯通天道与人伦的“天人合德”思想，以及对实现“大一统”的向往与追求，塑造出中华民族共同的人文精神和共同价值理念。中华民族沿着适合自身特点的道路不断前行，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凝练出以“民本”为标识的独特精神品格和精神特质。
因此，“民惟邦本”的民本精神起始于“道”，贯穿于“天人合德”，实践于“大一统”。在政治思想格局持续稳定延承、“大一统”思想不断转化为实现国家统一的具体实践中，道统相传，正统相继。
中华文明之所以在世界文明百花园独树一帜，彰显出非凡气度，恰恰就是在既与时代发展相伴始终，也与环境、社会、制度、文教等要素密不可分的辩证关系中，持续丰富、不断扬弃，进而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征的思想观念、价值理念和精神追求，铸就了多元一体、和合共生的文明基因。
物资流通的黄金水道，文明交融的通道
传承长江文化就是守护人类大河文明的活态根脉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发掘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出更多体现新时代长江文化的文艺精品”。如何理解长江文化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独特地位？长江文化的研究与传承，能够为人类大河文明的存续、为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哪些中国智慧？
李国强：万里长江横贯我国东中西部，串联起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大量考古发现确证，长江流域是世界稻作农业重要起源地，良渚、石家河、三星堆等重大考古发现，充分证明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核心区域之一。长江之上，羌藏、巴蜀、滇黔、荆楚、湖湘、赣皖、吴越七大片区共同组成源远流长、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长江文化。
长江流域历来是国家经济命脉所系、文化兴盛之源。凭借三峡天堑屏障、江河通衢的独特禀赋，重庆自古就是巴蜀、荆楚、吴越三大地域文化交融共生的关键节点。唐宋以后，全国经济重心持续南移，长江三峡航道千帆竞渡、商旅云集，漕运、盐运、商贸业兴旺繁盛，重庆冶锌遗址群等一系列众多考古遗存，实证了长江上游古代手工业的高度发达和商贸经济的蓬勃活力。
治水文化、移民文化层层积淀、代代赓续，造就了长江开放包容、坚韧笃行、通达致远的不凡气度。长江既是物资流通的黄金水道，也是文明交融的通道，经由内河航运与海上丝绸之路向外传播丝绸、瓷器、茶叶的同时，以海纳百川之姿，主动萃取域外思想、艺术、技术等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涵养出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精神特质。
长江流域是近代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壮阔历程的见证者。中国共产党成立、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以及井冈山、湘鄂赣、湘鄂西、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使长江流域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艰苦卓绝的长征、抗日斗争、红岩斗争、渡江战役，谱写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史上弦歌不辍的壮丽诗篇，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大别山精神、红岩精神铸就了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
从上古先民逐河拓荒、点燃文明星火，到历代漕运贯通天下的商贸；从沿江聚落城邑兴替演进，到新时代长江经济带蓄势崛起、引领发展，长江既是滋养中华民族的生态长河、贯通东西的地理长河，更是孕育文明的历史长河、驱动振兴的时代长河。
探究大河文明的目的不只是追忆过往，而是从历史中汲取智慧、照亮未来。长江文明作为世界大河文明中绵延不绝、活态延绵的典型代表，其数千年演进形成的共生理念、包容品格与创新精神，为全球大河文明永续发展、破解现代文明发展难题、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深厚中国智慧。
传承长江文化，就是守护人类大河文明的活态根脉，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多元文化相融共生、文脉薪火代代相传的历史经验，为世界各大流域文明直面生态失衡、文明割裂、传承断裂等共性困境提供有益借鉴；弘扬长江文化，就是秉持多元一体、开放包容、守正出新的文明特质，超越文明隔阂、文明对立与文明优越的桎梏，为开创兼容并蓄、共建共享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注入磅礴力量；开展对话交流，就是以长江文明实践为样本，推动全球大河文明互学互鉴、共治共荣，为人类文明事业繁荣进步持续贡献中国智慧。
大河文明研究表明，文明的孕育源于人与江河的和谐与共生，文明的赓续植根于文化的传承与创造，文明的昌盛取决于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
长江文明的数千年发展历程，生动诠释了大河文明永续发展的内在规律，印证了多元共存方能长久、和合共生方能繁荣、守正创新方能生生不息的文明成长真谛。深度挖掘长江文明蕴含的时代价值，活化传承千年文脉，使古老的长江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实践交相辉映，才能让长江文明在新时代焕发更加璀璨夺目的光彩，持续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赋能蓄力。
立足本土实践构建契合长江文明特质的阐释框架
实现从“材料发现”向“理论升华”的跨越
记者：过去大河文明研究长期沿用西方范式，而良渚、石家河、三星堆等考古新发现，不断刷新我们对长江文明的认知。构建中国自主的长江文明阐释框架，需要重点突破哪些难点？在研究方法上，如何打通考古、文献、活态民俗之间的壁垒？
李国强：大河文明依附于流域生态与文化遗存，江河不息，遗产永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要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长江流域文化遗存丰富，分布着大量古遗址、古建筑、石刻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长江文化传承发展的新使命，首先在于守护长江文明根脉。
具体而言，就是要坚持保护为先，全面统筹长江上中下游文物与非遗系统性保护，对沿江古城遗址、水利工程、传统村落实施整体性保护，既要做好重大遗址抢救保护，也要珍视沿江乡土遗存、水利记忆，牢牢守护好长江文化的物质与非物质载体。同时，要注重生态与文化协同发展，坚持生态与文化一体推进，在长江大保护中实现文化遗产传承与流域生态治理双向共进，以生态之美滋养文化之韵，以文化之魂赋能生态之治，让自然生态与人文底蕴相互交融，实现一江清水绵延、千年文脉永续。
价值阐释是文化传承的源头工程。长期以来，世界大河文明研究话语重心偏向两河流域和尼罗河，形成西方式的分析范式和学科框架。以往国内一些研究者简单套用西方模式解读长江文明，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其独有的发展脉络、内在逻辑与文化特质。近年来，随着良渚、石家河、三星堆等一系列考古成果的问世，不仅使我们对长江文明的认知有了新跃升，而且正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体系，但客观上看，我们的理论提炼和话语建构仍然滞后于考古发现，亟需立足本土实践，构建契合长江文明特质的阐释框架，实现从“材料发现”向“理论升华”的跨越。因此，长江文化传承发展的新使命，在于深化长江文化价值阐释。
具体来讲，就是要充分发挥长江文化研究在考古遗存、传世文献、活态民俗三者相互印证上的独特优势，打破长江流域文化研究的地域与学科壁垒，系统性梳理巴蜀、荆楚、吴越等文化板块互动交融的历史脉络，深入阐释长江文化的本质特征和多重内涵，更好把握多元一体格局在长江流域生成演进的历史逻辑、演进路径和内在机理，更好回答长江文明如何走向现代、长江文化如何面向世界的时代课题。同时，要加强国际大河文明对话，在平等交流中丰富人类大河文明知识谱系。
长江文化蕴含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精神特质，经世致用、革故鼎新的创新品格。我们要致力于推动长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激活长江文化所蕴含的优秀传统价值，将其转化为新时代长江文化建设的丰厚养分，赋予古老长江文化更鲜活的时代内涵、更强大的精神力量。要依托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用好遗址博物馆、沿江文旅廊道，立足沿江各地文化特色，把稻作、水利、航运、红色文化转化为文博、文艺、文旅资源，将长江文化元素融入文艺创作、公共文化服务和文旅融合发展，打造高品质公共文化产品，实现从“资源”到“产品”的创造性转化。运用VR、AR、数字孪生等现代科技手段，生动再现长江文明的宏大历史图景。打破时空界限，构建沉浸式文化体验场景，让厚重的历史文化以更鲜活、更可感的方式触达大众，推动长江文化在数字时代创新性传播与传承。
长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是向世界展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窗口。因此，长江文化传承发展的新使命，在于大力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坚持“长江底蕴、世界表达”，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构建融通中外的叙事体系，不断创新对外传播方式，持续提升长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让长江历史文化记忆可感可及，让世界读懂长江、读懂中国。要搭建国际学术平台，推进大河文明比较研究、联合考古发掘与遗产保护技术交流，以学术为桥梁促进世界大河文明交流互鉴，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周磊 见习记者 周雨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