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当前，大量网民参与短视频的内容创作，文艺创作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属，而是真正进入了全民创作的时代。在抖音、快手、B站等平台上，层出不穷的大众创作让文艺领域更加丰富、更接地气，同时也彰显了不同的地域文化特色。

广州大学教授曾大兴是中国文学地理学会会长。多年来，他系统性地构建了文学地理学的学科理论框架，把文学放回它赖以生长的土地上去理解，同时也关注文学如何反过来塑造我们感知和想象空间的方式。基于其研究背景，我们与之探讨——当文学“上网”后，在短视频的虚拟世界中，一片新的地理图景是否正在发生？

短视频里有没有文学

取决于它有没有写出人

记者：很多人认为短视频是“快餐”，“三分钟看完一部电影”“五分钟看完一本书”已是常态。但近年来，短视频平台上也涌现一大批优秀的大众创作者，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剪辑创作来表达自己。过去，我们常认为文学只能通过文字、电影、电视剧等方式来呈现与传播。如今，经典文学的全民二创时代到来了，素人写作兴起，不少诗歌在短视频出圈。在您看来，短视频创作和文学本身有关联吗？就您的观察，什么样的短视频创作可以称得上文学创作？这对整体的文学创作又带来哪些影响？

曾大兴：无论文学的传播媒介如何变化、写作工具如何变化，“文学是人学”这个根本属性不会改变。文学如果不关注人性，不表达人的喜怒哀乐，不体现人对现实和历史、自然和人类、个体和社会等的思考，它就不是真正的文学。这个定义，是我们判断短视频里有没有文学的根本标准。

短视频和文学有没有关系？有关系。但不是所有的短视频都和文学有关系。短视频平台上的大量内容是信息、娱乐、营销、情绪刺激，这些不能叫文学。什么可以叫文学？不是用了文字就叫文学，不是拍了故事就叫文学，而要看它是否写出了人的处境、人的情感、人的思考、人的精神追求。

今年年初，55岁的贵州阿姨祝薪雁在短视频平台走红，视频获赞近千万。她的视频画面很朴素，镜头也没有专业性可言，走红的秘密藏在文案里。网友开始呼唤“老辈子文学”。

这个现象说明什么？说明短视频这种载体，并不排斥文学。祝薪雁的文案之所以能打动人，不是因为她是“素人”，而是因为她的文字里有具体的人、具体的生活、具体的情感。她写的是她自己的生命经验，而这种经验具有可通约性——别人能从她的文字里看到自己的外婆、自己的故乡、自己回不去的过往。

短视频里有没有文学，取决于它有没有写出人。没有人的地域文化，只是标签；没有人的短视频，只是内容。

需要指出的是，短视频平台上大量所谓“文学性”内容，其实是用现成的符号和情绪填充的。“县城文学”的滤镜配方、“乡愁”的标准意象、短视频文案里的“妈妈的味道”“回不去的故乡”，都属于这一类。

短视频对整体文学创作的影响有两面。积极的一面是，它让更多过去被忽略的人发声，让文学的地理版图扩大了。消极的一面是，它可能拉低文学的标准。

地域文化的真正复兴

是本地人重新成为文化的主体

记者：短视频平台上，有非遗文化元素或强烈地域特色的内容正在走红。快手非遗视频年播放量达1332.9亿次，内容覆盖全国各省市区；抖音非遗相关短视频播放量达8065亿次。东北二人转、秦腔、福建民俗、敦煌壁画以及各具特色的方言等相关内容，让地域文化在短视频平台获得新的生命力。您怎么解读这个现象？

曾大兴：这个现象是“地方性”在数字时代的重新可见化。过去，地域文化主要通过地方志、地方戏、方言、文学（民歌、竹枝词等）、民俗活动等来传播，范围很有限。现在短视频平台给了它们一个几乎无远弗届的展示窗口。东北二人转、秦腔、福建民俗，过去可能只有本地人或者专门研究者关注，现在全国甚至全世界的用户都能看到。这是好事，它打破了传统文化传播的地理壁垒。

但“被看到”不等于“被理解”。短视频平台的算法逻辑是流量逻辑，它会把地域文化中最具视觉冲击力、最容易被快速消费的元素提取出来，放大、重复、标准化。东北二人转中最搞笑的部分被剪成十五秒，秦腔中最悲壮的一声吼被做成背景音乐，福建民俗中最奇特的仪式被截成循环播放的片段。这些内容确实让地域文化“出圈”了，但出圈的是符号，不一定是文化本身。

这就引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地域文化在短视频传播中，是复兴了，还是被商品化了？如果一个地方的年轻人因为短视频重新对自己的地方戏、方言、民俗产生兴趣，甚至开始学习、传承，那就是复兴。如果只是外地人刷到觉得“好有意思”，本地人自己并不参与，那它就只是文化消费。真正的复兴，是本地人重新成为文化的主体，而不是本地文化成为外地人猎奇的对象。

短视频平台上的“县城文学”，以5.9亿播放量席卷全网，但很多县城内容却成了批量生产的公式化产品，出现被迫失真、同质化的问题。这种现象可以用“快餐逻辑”来解释，快餐的逻辑是：用最少的成本，调动最大的情感库存。县城文学的标配是什么？破旧的街道、昏黄的路灯、骑自行车的少年、理发店、台球厅、小卖部、离开县城的火车。这些符号确实能唤起乡愁，但当它们被批量生产、反复复制时，乡愁就被标准化了。我所批评的不是“文学建构地方”，而是“文学建构得太粗糙、太雷同”。

这一问题是平台算法的必然结果。算法奖励的是那些能快速引发情绪反应的内容，而不是那些复杂、暧昧、需要慢慢体会的地方性。所以，被算法选中的地方性，往往是地方性中最容易被标准化的部分。东北的幽默、西北的苍凉、江南的温婉、县城的破旧，这些标签一旦形成，就会被反复使用，直到失去生命力。

地方感不再只是故乡的馈赠

正被平台、算法、流量重新塑造

记者：您长期研究文学地理学，从山川地理的视角去关注文学的特点。在您看来，短视频平台上是否也正在产生一片“文学地理图景”？

曾大兴：传统的文学地理图景，是作家带着地理基因，在作品中呈现地方性。沈从文的湘西、老舍的北京、张爱玲的上海、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都是作家在具体的地理环境中形成生命意识，再通过文字把这种意识转化为文学。这种图景的生成，是从地理到人，再从人到文学。

短视频平台上的文学地理图景，其生成机制多了一层平台的中介。一个贵州阿姨写自己的故乡，她的文字先进入平台，平台通过算法把它推给可能有相似记忆的人，这些人点赞、评论、转发，形成情感共振。但我想说的是：平台是地理图景的再编码者，不是地理实体的生产者。平台能改变的是地方的文化意义被谁看见、以什么方式被看见，不能改变地方的客观地理基底。这就带来几个新问题：

一是谁的地理能被看见？算法推荐有它的偏好。它倾向于推荐那些能快速引发情绪反应的内容。东北叙事、县城文学、西北风情，这些之所以在短视频上火，不只是因为它们有地方性，还因为它们的地方性符合平台的流量逻辑。一些更安静、更复杂、更不“出片”的地方性，可能就被算法边缘化了。

二是地理图景的“中心—边缘”关系变了吗？平台算法正在制造新的中心与边缘，只不过这种中心不是地理中心，而是流量中心、算法中心、平台中心。一个地方的文化能不能被看见，不仅取决于它本身的质量，还取决于它能不能被平台推荐。平台制造的“中心与边缘”是文化意义层面的，不是地理实体层面的。一个地方在算法里被边缘化，不等于它的地理实体消失了。

三是文学地理学要研究什么？过去我们研究地理环境如何影响文学，今天还要研究平台、算法、流量如何重新塑造“地理感”和“地方性”。这不是放弃文学地理学的传统，而是把它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地方感不再只是故乡的馈赠，而是流动经验、媒介记忆、平台算法、情感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但“组装”不等于“凭空建构”。组装的前提是有一个客观的地理基底，组装不能改变这个基底，只能改变它的文化意义。文学地理学既要研究“组装”的机制，也要守住“基底”的实在。

两个星期前，我写过一篇短文，《从两个赤壁说到两种空间观念》，发表在“文学地理学”公众号上。大意是：湖北境内长江沿岸有好几处叫“赤壁”的地方，其中最著名的有两处：一处是蒲圻赤壁，在长江南岸，是赤壁之战的古战场；另一处是黄州赤壁，本名赤鼻矶，在长江北岸，跟赤壁之战本无关系，但因为杜牧的诗、苏轼的词赋、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等文学作品的影响，被后世塑造成家喻户晓的“三国周郎赤壁”。同一个地名，分化为历史的地理空间与文学的想象空间。这个事实告诉我们：空间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客观的地理实体，一个是经由话语、文学不断建构的文化产物。蒲圻赤壁在文学传播中可能不如黄州赤壁“出圈”，但它的历史地理地位不会因此改变。文学地理学要同时关注这两个层面：文化意义的流动和地理实体的稳定。

慢阅读的空间被挤压

文字的力量不会被削弱，但会被分流

记者：您提到，祝薪雁走红的秘密藏在她的视频文案里。在短视频时代，文字的力量会被削弱吗？还是反而会更显珍贵？

曾大兴：短视频平台的主流是影像。影像的优势是直观、快速、情绪化，但它的短板是难以表达复杂的思想和细腻的情感。一段十五秒的视频，可以让你笑，可以让你哭，但很难让你思考。而文字，恰恰擅长这个。文字需要读者主动参与，需要读者调动自己的经验去填补空白。这种参与感，是影像很难替代的。

所以，在影像过剩的时代，文字反而因为稀缺而重新获得文学性和感染力。文学性正在从“载体”转向“内核”。过去我们说文学是文字的艺术，今天文学可能存在于文字、影像、声音、弹幕、二创的混合体中，但它的内核——对人的处境和命运的书写——没有变。

我也要提醒一点：文字的力量不会被削弱，但会被分流。一部分文字走向快速化、碎片化、情绪化，成为短视频的文案、弹幕、评论；另一部分文字走向慢速化、深度化、经典化，成为需要坐下来慢慢读的文学。这两种文字不是互相取代的关系，而是分层的。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让两种文字都有空间。

我看传统戏剧，发现一个规律：慢的人，往往都是达官贵人，他们迈着八字步，走路慢，说话也慢；而快是什么人呢？是跑龙套的，是跟班的，他们走路快，应答快，做事快。今天也是这样，最快的人是大街小巷的快递小哥，他们是辛苦人。而那些慢的人，往往是享受快递小哥服务的人。

戏剧中达官贵人的慢，是建立在跑龙套的快之上的慢。今天享受快递服务的人的慢，是建立在快递小哥被算法逼迫的快之上的慢。这种慢并不高贵。真正有质量的慢，不是让别人替你快，而是你自己对时间有支配权，同时不剥夺别人的时间支配权。

文学欣赏也是这样。应该坐下来慢慢欣赏。但这个“坐下来”，不是达官贵人那种让别人伺候的“坐”，而是自愿放下效率、进入沉浸状态的“坐”。这种慢，不依赖别人替你快，不建立在剥削他人之上。它是每个人都可以争取的文学权利。

慢阅读的空间正在被挤压。在算法推荐和流量竞争的环境里，平台奖励快速反应、快速更新、快速互动，不奖励沉默、沉思、反复修改。哪些地方、哪些人、哪些写作方式，在快逻辑中被边缘化了？这是文学地理学应该关注的新问题。我们不反对快读，但我们更需要慢读。慢读是需要制度、教育、批评、出版、平台设计来保护的。我说“还需要慢读”，这个“还需要”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立场：不能把文学艺术完全交给流量逻辑。

文学“上网”塑造的新地理图景

是复杂、矛盾、需要批判性分析的

记者：在人口高度流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今天，地理环境对文学以及文学艺术家生命意识的影响，是否发生了新的变化？

曾大兴：人地关系在今天仍然存在，但它的表现形式变了。

每个作家都携带着他在自己熟稔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中形成的地理基因，无论他在什么样的社会空间写作，这种地理基因都会由于相应的地理环境的作用而对他的写作构成一定的影响。一个在武汉长大的作家，即使在北京写作，他的文字里仍然会有武汉的湿度、武汉的语感、武汉的市井气。

今天的人口高度流动，很多人不在故乡写作，他们的地方感是拼贴的、混杂的、多重的。地理基因在流动和媒介中会被重新激活、重新组合。短视频里的“县城文学”很多不是县城人写的，而是离开县城的人写的；不是写给县城人看的，而是写给有县城记忆的人看的。

所以，文学地理学不但要关注“地理基因”，还要关注“地理基因与地理组装的辩证统一”。我们要研究的，不再只是“地理环境如何影响文学”，而是“在平台化、算法化、流动化的条件下，人地关系如何被重新编码、重新体验、重新表达”。但无论怎么编码、怎么表达，地理实证始终是根基，文化阐释是在根基之上展开的。这正是我在《从两个赤壁说到两种空间观念》那篇文章里讲的：实证约束阐释，避免阐释滑向无边的主观想象；阐释补足实证覆盖不到的文学精神层面。

文学“上网”正在塑造新的地理图景，但这片图景是复杂的、矛盾的、需要批判性分析的。它让更多地方性被看见，但也让地方性被商品化；它让更多草根发声，但也让发声停留在“内容”层面；它让文字在影像过剩的时代重新获得稀缺性，但也让文字被分流为快碎片和慢经典；它让人地关系以新的方式延续，但也让地方感从单一的地理基因走向地理基因与地理组装的辩证统一。文学地理学的双重使命，就是既要考辨山河地理之实，也要读懂文学赋予山河的万千意蕴。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常少华 见习记者 周雨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