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并深刻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今年5月，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文科一级教授冯时以古文字学和天文考古学为根基，建构中华文明的文明理论。他认为，距今八千年是中华文明及其知识体系形成的关键时期。在技术浪潮奔涌、世界动荡变革的背景下，重拾中华“文明”概念的当下意义是什么？9月19日，在“长江高端智库对话·2026”上，湖北日报《理论周刊》就此专访了冯时教授。
四河流域的文明
形成了融合夷夏东西、纵跨南北的文明共同体
记者：您曾提出，中国大陆的三条大川——辽河、黄河、长江——各有其文明意义，尽管黄河中下游作为传统的“天地之中”对早期王朝建立具有关键作用，但长江文明的意义同样不可忽视。早期王朝的政治中心在黄河流域，您主张以道德观和宇宙观而非国家形态来定义文明。根据您的研究，如果长江流域在八千年前已建立观象授时制度、七千年前已形成“天下文明”观念，那么长江文明在中华文明起源的整体图景中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这对我们今天溯源和传承长江文明又带来哪些启发？
冯时：三条大川之外还应加上淮水。考古学证据显示，中华文明的起源早已不再局限于黄河和长江两个流域，而是自北而南的辽河、黄河、淮河和长江四条大河共同孕育了中华文明，形成了在族群上融合夷夏东西、在地理上纵跨南北的文明共同体。
中华文明是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不仅产量高，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而且在解决农时问题过程中，直接促进了天文学的发展，带动了中算学的进步，促生了哲学思辨。长江流域发现的万年稻作遗存，六千年前的稻田遗存，无不构成了知识与思想创造的物质基础。而天文观测的精确化则使人最终建立了至信如时的观念，并以诚信作为道德的核心，成就了文德，更成就了文明。
中华文明的高度是由观象的精度决定的。我们的先民不仅重视形下之器，更注重形上之道。就长江文明而言，湖北黄梅焦墩遗址出土了六千年前的龙星遗存，虽然不为最早，却建立了与八千年前辽河流域石龙的联系。
湖北秭归东门头遗址出土了八千年前的测影碑表，证明致日制度在当时已经建立。湖南洪江高庙遗址发现了7800年前的至上神形象，为后世良渚文化至上神形象的祖型，证明在八千年前，先民不仅完成了对天极的认识，而且形成了原始宗教。浙江义乌桥头遗址发现8500年前的易卦，证明建立在观象基础上的科学认知与哲学思辨已初具规模。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发现八千年前的数字卦，体现了天文、数学和哲学的综合思辨。这些考古学证据无不确切地证明长江流域上古先民早在八千年前就已创造了辉煌的知识与思想成就。
令人震惊的考古发现出现在秭归柳林溪，出土的陶支座上刻写着迄今所见最早的古汉语“五田文”，共有八组，时代距今七千年。八组“五田文”在传统空间图式的背景下有序安排，其中八组“五田”分配八方，而八个“文”字则组成了四维中的二维，这些设计反映了文明观与宇宙观相结合的深刻思考。
“五田”的意义就是五方天下，而“文”的意义则是文明，所以七千年前的古语“五田文”，用五千年后《易传》的话来通俗表达，就是“天下文明”。况且八组“五田文”分配八方，表达八方无处不文明，从而使文明的天下观具体得到了落实。事实证明中国先贤早在七千年前就已形成了天下文明的思想，这无疑是伟大的成就。
需要强调的还有，八个“文”字特别组成四维中的二维，而四维空间以及完整的九宫思想在柳林溪陶器图像中普遍存在，这些知识在《淮南子·天文》中得到了系统总结。由于“文”字的本义就是文德和文明，那么以“文”充为二维的做法显然体现着以道德构建国之四维的思想传统。《管子·牧民》记载稳定社会的国之四维为礼义廉耻，已是对文德二维思想的发展。足见七千年前的柳林溪先民早已摆脱了文明初创时的朴素思想，而具有了相当成熟的文明观。
中国先贤对如何通过成人而实现天下文明的思考已有至少七千年的历史了，这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独树一帜。柳林溪先民天下文明的思想已将文明观纳入宇宙观，彰显出其为实现化成天下的文明大同的追求。中国文化如此深厚的文化和文明传统，没有理由使我们缺少自信。
使自己的文化传下去
首先必须端正中国概念
记者：在您的学术研究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重建中华文明的己身文明内涵，并进一步归纳出中华文明的“三要三本”理论：第一是道德，道德为成人之本；第二是知识，知识为立身之本；第三是礼仪，礼仪是治世之本。结合您的研究，您是怎么看待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个问题的？
冯时：今天的考古学证据表明，中国形成了独具特色且系统的概念体系、知识体系与思想传统，并通过文字传承至今，这意味着对己身文明的认同将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民族的团结。
对于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泱泱大国而言，假如国人不了解自己的文化，而认同了别人的文化，国本就将动摇，民族的凝聚力也将丧失。文化的延续，关键就取决于自主文脉能否得到传承，一旦我们自己的知识体系、思想传统被别的文化替换了，尽管我们还是中国人，但文化传承也就断了。显然，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实际已是关乎中国文化存亡的国家战略。
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只能从我们自己的概念中来，从我们的文献传统中来。如果概念不是中国的，由概念所承载的思想就不会是中国的，建立在概念之上的是非标准与价值判断也就不可能是中国的，相应的话语体系、学科体系与学术体系也就都不会是中国的。所以，要想使自己的文化传下去，首先就必须端正中国概念。而在众多概念之中，最重要的就是对“文明”的理解。
端正“文明”的概念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文明”究竟是中国概念还是舶来品。二是“文明”的本质内涵是什么。如果“文明”是中国概念，我们就没有理由用西方的尺子来衡量自己的历史，否则就是以圆凿而纳方枘。假如“文明”的本义不是青铜器，不是技术，我们也同样没有理由非得从青铜器和技术的角度重建文明的历史。因此，重建自己的文明史，必须回归自主知识体系才能解决问题。
“文明”是典型的中国固有概念，是我们祖先创造出来的思想，属于自主知识体系。“文明”一词最早见于先秦时代的《易传》及《尚书》，历汉唐而至明清，文脉不绝。
我们是不是可以抛弃传统的概念，而以今天自造的概念去研究历史？当然不行。研究历史问题必须以古度古，而不能以今度古，否则历史就将不复存在。今天的中国是从历史的中国中走来，古代与现代是不可分割的，如果历史与今天无关，那么追溯自己的文明历史也就失去了意义。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文明”的概念古今一脉，了解“文明”的历史有助于我们建立当今的文明社会。而从中华文明信史的角度讲，首先需要明确的就是“文明”的历史概念。
人类社会的主体是人，这意味着人类的文明社会，说到底就是文明人的社会，所以文明社会首先成就的就是文明的人，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了。假如人是野蛮的，文明社会就不可能建立起来。今天的人们对这个问题不理解，原因就在于人们长期陷入了一种技术至上的物质崇拜，缺少如何做人最关键的一课。老一辈奉行的观念是做事先学做人，这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体现。
那么如何定义文明的人就成为了“文明”的核心要义。中国先贤所说的“文明”本指人的文德彰著与心修文德，并扩展至典章制度、礼仪制度与知识体系，这就是中华“文明”自主概念的内核。
中华文明定义的“人”
不重生物学标准，而重道德意义
记者：您曾在《文明论》一书中提出“对中华文明历史的研究，目的并不是令后人陶醉于先贤创造的辉煌成就之中”。从学术延伸到现实，从当下看，对中国人而言，意识到中西方的文明观不一样，这件事情为什么非常重要？这种观念的转变有哪些现实意义？
冯时：中国文化的精神不在坐而论道，而在经世致用，一种学说如果与社会无关，于人无感，也就没有价值。历史学的作用在于通过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为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所以鉴古不仅知今，更可知来知远。了解过去是为了今后，这才是重建我们文明历史的真正意义。
文化是传承的，今天我们熟知的一切，何尝不是历史文化的积淀呢？中华文明的根本追求是成人之道，不是生财或升官之道，这种思考至少已经有了七千年的历史，其直接作用就是使中华文明绵延不绝。今天的社会要想继续发展，那就只能继承这一文化，而不是抛弃这一文化。正像文明是相对于野蛮的概念一样，人则是相对于禽兽的概念。并不是生命降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了，如果没有道德，这个生物体就仍是禽兽。所以成人的标准很高。
中华文明定义的“人”不重生物学标准，而重道德意义。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人和禽兽的差异微乎其微，君子必须将这一区分标准说清楚，这个标准就是心修道德，这就是文明。先贤创造文明的“文”字即象人以德修心，体现的正是这种思考。而文德的内涵是诚信，修德便是修信，这构成了文明社会的基石，很有现实意义。
我们面对的是人的社会，不是机器社会，更不是动物世界，所以文明的根本问题一定是人的文明或野蛮，而非技术的优劣。如果文明人的问题不解决，技术不仅毫无意义，还会加速人的野蛮化进程。因为同样的技术掌握在文明人手中可以为人类造福，但掌握在野蛮人手里却会沦为屠杀的利器，这个问题同样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因此，如果一个社会没有真正考虑如何以道德成人的问题，那就没有进入文明社会，这就是中华文明的核心思考。
“文明”作为中国自主概念的事实很清楚，其追求以道德成人。端正了这个概念，就完成了“文明”思想的中国化。
审视西方文明概念的历史，对文明问题的客观理解同样必要。英文的“civilization”一词在1704年才出现，而且最初只是指以民法取代军法的法律术语。直到1756年，作为欧洲启蒙运动中心的法国才出现了具有文明意义的“civilisation”一词，米拉波侯爵在他的《人类之友》一书中，第一次在法律意义之外对该词的意义进行了扩充，赋予其“文雅”“举止得当”“有美德的社会群体”的意义。这种对文明的理解与中国先贤早在先秦就已形成的文明思想完全一样，但其形成时间却比中国的文明思想晚了两千年。
至于西方的所谓“文明三要素”，最初则是由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在1958年才提出，至今不到70年时间。三要素包括大型城市、文字和复杂的礼仪建筑。大型城市体现制度，文字体现宗教，礼仪建筑体现礼制，同样注重形而上的制度和思想。后来英国考古学家丹尼尔推广了这一标准，目的是为考古学研究寻找物化标准，而并没有回答“文明”的本质问题。其后又有考古学家以青铜器或冶金术代替礼仪建筑作为文明的标准，但为夏鼐先生所批判。显然，重建中华文明的信史，回归己身文明的历史概念特别重要。
技术进步必须纳入道德的约束
只知其利而不知其弊，这是盲目
记者：根据西方“文明三要素”，青铜器或冶金术等物质技术的持续变革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就代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但从您的研究看，究竟什么是进步？对进步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解释，会对当下社会的发展带来哪些启示？
冯时：中华文明的特点是将一切问题置于道德之下来思考，如何理解进步也同样如此。什么才真正体现人类文明的进步？如果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丧失了道德，损人利己，尔虞我诈，即使技术再好，谁又会觉得这个社会比讲信修睦的时代更进步呢！所以古人说的理想的大同世界，今人说的共产主义社会，首先强调的都是人普遍具有了高尚的道德，天下为公而不是天下为家，没有道德作为保障，社会的进步就无从谈起。
技术的所谓进步同样必须纳入道德的约束。21世纪的新技术如果可以比石器屠杀更多的人，或者目的是代替人类的思考，实现少数人对知识的垄断，甚至毁灭人类，那就根本不是进步，而只能是邪恶和野蛮，这不是人类需要的技术，也不可能证明我们比古人进步。
中国文化之所以传承不绝，重要原因就在于其道德观和宇宙观。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道德是一切问题的前提，如此才可能实现道德对知识与技术的约束。如果把道德的内涵抽掉了，放纵人类的欲望，那将是非常危险的。
文明社会是否可以忽略人的文明而仅追求技术的创新迭代？当然不行。技术是为人所利用的，技术的利害取决于人的文明程度。更为重要的是，知识与技术并不都推动人类进步，在人类究竟需要什么知识的问题上，中国先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只需要促进社会进步的知识，并不需要阻碍进步的知识，当然更要摒弃那些足以毁灭人类的知识。所以中华文明的知识论是有限知识论，而不是泛知识论。求知首先就要有德与礼的制约，其哲学思考则体现为仁与智的关系。中国古人早就懂得，对知识的追求既要有所为，也要有所不为，求知欲望如果不能得到约束，那将比物质的危害巨大得多。孔子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老子主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都表达了对智的危害的深刻思考，这些思想显示了中华文明的智慧。
中华文明的知识论不仅由其格物致知的认识论所决定，同时还体现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伦理价值。这些思想不仅是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而且对今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最近有一则新闻，美国人工智能（AI）公司Anthropic的研究人员公开表达担忧，失控的AI在未来十年内毁灭人类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大。如果人类制造的工具最终将毁灭人类，这不仅不是优秀的知识，反而显现了唯知识论的荒谬。所以我们对待新技术不可“趋之若鹜”，事兴一利，必生一弊，对于新技术不能只看到利，也要看到弊。假如新技术的弊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是反人类的，那么纵使其有天大的利，也要坚决汰除。只知其利而不知其弊，这是盲目，将使我们丧失对是非的判断能力。
中国古人对待发展的问题始终保有清醒的认识。《周易·系辞下》：“天地之大德曰生。”生是唯一主题，体现了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发展的目的是为了生而不是为死，不可以牺牲生命而换取哪怕是短暂的发展。发展需要长久，不是及时行乐，只图眼前利益不是进步。这种持久的发展观需要人们对知识与技术的利弊有清醒的认识。
先贤以为，人是万物中最有灵性的生命，丧失灵性也就丧失了人的价值，沦为行尸走肉。从这个角度认识技术，凡可以帮助人类减轻劳动负担，保全生命的技术，是可以接受的进步技术，但对那些旨在取代人类思考的技术则不能接受，因为其最终将会摧毁人类。中华文明的有限知识论从根本上杜绝了这种技术的发生。毫无疑问，为了生的主题，必须要以道德和伦理约束人类不断膨胀的欲望，这既包括对物质欲望的约束，更包括对精神欲望的约束。
“天下文明”的文明观
是开放的，而不是排他的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各种文明本没有冲突，只是要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我们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又要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我们也常讲，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以“文明”视角观察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如何平衡自主性与开放性？
冯时：中华文明的终极理想不是文明的冲突，更不是文明霸权，而是实现天下文明。两千多年前的《周易·乾·文言》就提出了“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的思想，今天的考古资料更证明，“天下文明”的思想在距今七千年前就已发端于长江流域。
“天下文明”的思想是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这一文明观是开放的，而不是排他的，所以中华文明从来就不缺少开放性。中华文明作为唯一传承至今的原生文明，既有在其悠久史学传统基础上形成的文明自鉴，鉴于古人的经验教训为现实服务，又有吸收其他优秀文明成果的他鉴，这就是《诗经·小雅·鹤鸣》所说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鹤鸣》是周宣王时的诗，证明早在西周时代就已经有了这种思想。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正是先民积小流而汇成江河的结果。
当然，开放并不意味着丧失自我，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历史财富，不是历史包袱。清人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我为主，而不能因开放陷入“西学为体，中学无用”的误区。做到这一点就能使人充分认识中华文明的价值，这样才能在了解的基础上产生文化认同，在认同的基础上形成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常少华 周磊 见习记者 刘少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