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我到一所中学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普法讲座。下课后，女孩小菲（化名）跑来找我，用小得几乎听不清的声音说：“老师，我二爷爷欺负我了。”从7岁开始，小菲长期遭受亲属性侵。我第一时间联系在外务工的小菲母亲，电话那头久久沉默。

在我反复劝说下，她终于赶回恩施。我们带着孩子前往医院检查，诊断结果证实侵害属实。愤怒几乎淹没小菲的母亲，但要惩治施暴者，仅有体检报告还不够。取证，成了最难的一关。

当时怀孕5个月的我和助理假扮成小菲母亲的同事，开车赶了3小时山路到达事发地。面对指控，对方不仅矢口否认，还猛地起身，厉声驱赶我们。我下意识护住隆起的腹部，后退了两步。心怦怦直跳的我佯装平静：“警察已经提取到了你的DNA，你还能否认吗？”对方脱口而出：“不可能，这么久了，上哪拿？”这句关键录音，成了案件突破口。一切水落石出，嫌疑人被依法刑拘。

最后一次见面时，一脸晴朗的小菲和几个月前判若两人。她送我一个笔记本，扉页上写着告别语：我要去妈妈的城市了，我会向您学习的！

小菲的案子，贯穿了我怀孕、待产和女儿降生的全过程。这类分文不取的法律援助，是无数大山律师奔波往返的意义所在。取证时，女儿在肚子里给我直面罪恶的胆量；如今，小小的她又似乎在鼓舞我：妈妈，还有其他人在等你，继续走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