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嘉宾

黄建洪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苏州大学东吴智库研究员

编者按

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苏州工业园区考察时强调，“高科技园区在科技自立自强中承担着重大而光荣的历史使命”“要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对接”“努力打造开放创新的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

苏州工业园区历经三十余年深耕，培育形成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纳米新材料等世界级产业集群，诞生一批境内外上市科创企业，构建起产业、科技、城市、生态深度融合的成熟发展生态。

苏州工业园区的核心密码是什么？有哪些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机制？围绕这些问题，湖北日报《理论周刊》近日专访了黄建洪教授。黄建洪是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苏州大学东吴智库研究员，长期深耕开发区治理、地方政府治理领域，持续以苏州工业园区为核心案例开展专题研究。

非常具象化的“一张蓝图绘到底”

给园区发展带来了许多确定性

记者：1994年，苏州工业园区在苏州东部的一片田野破土动工。作为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间的合作项目，苏州工业园充分借鉴了新加坡的城市建设、经济发展和公共管理经验，开创了中外合作共建工业园区的先河。多年来，该园区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亮点在于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园区手绘规划图与园区实景对比图基本没有太大差异，当初的总体规划至今未作结构性或原则性修改。这背后的长期主义是如何实现的？

黄建洪：苏州工业园区的“园区经验”可以概括为“借鉴、创新、圆融、共赢”八个字，其核心精髓在于“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和与时俱进的“亲商服务”理念。

1994年，苏州工业园区启动开发之初，中新联合团队编制总体规划，投入3000多万元，整套规划方案对中新双方都具备极强约束力。这个项目是国家级中新合作项目，虽然有高位推动因素，但是苏州非常认真地对待这次战略契机，在多年合作中始终秉持诚信原则。

当时，新加坡团队最初考察的选址是昆山，并未看好如今的园区板块。了解到新加坡对外投资开发的模式不是投几个项目而是连片开发，苏州非常真诚地提出了建议：我们有一片几个行政辖区的交界地带，可以将其划出来作为一张白纸交给你们。整个园区项目采用中新财团、管委会、开发公司协同开发的模式，园区严格遵循先规划后建设、先地下后地上、先工业后商住的开发顺序，在总体规划构架上吸收借鉴新加坡裕廊工业镇经验，“开膛破肚”、重复建设、蜘蛛网式乱搭乱建的情况基本上没有出现。

苏州的干部队伍整体有精气神，想干事；能干精细活，想干成点事。三十多年来，园区领导班子历经多轮调整，但都未对规划作出结构性的改动，而是一茬一茬接着干。几十年如一日，政府只搭框架，做出前瞻性规划和设计，坚持基础设施建设、产城融合发展、生态红线保护的高标准，给园区发展带来了许多确定性。要实现产业集聚，不少人认为要实施更多政策优惠，但其实更重要的是提供稳定预期。招商并非简单靠“招”，而是让企业用脚投票。“一张蓝图绘到底”，说到底，只有企业敢投资，并且能立足、发展得好，这张蓝图才能发展起来。

“最多跑一次”已经不够了

更要讲求“高效办成一件事”

记者：长期主义的规划理念落地到园区发展的实际，会体现在各类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方方面面。您可否举例说明？

黄建洪：苏州工业园区有两大主导产业，一是生物医药，二是纳米新材料。

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是“从一到多”逐步发展的。早年，园区仅有几家小型药厂，产业基础十分薄弱，如今已集聚超2000家生物医药研发、装备制造企业，上市企业30家，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集群生态，主要积累了以下经验。

引进高端人才。重点吸纳海外高端人才和海归群体，首创国际职业资格与国内职称双向认定机制，即外籍人才、海归人才仅需通过一页A4纸填报从业经历和年限，即可直接认定对应职称，无需重复评审。这项制度创新极大提升了对全球高端生物医药人才的吸引力，每年高峰时会有数千名海归、外籍人才入驻园区创新创业。

搭建高端载体。主要是解决人才和企业“到哪里去”的问题。常态化开展专业技能培训，比如引入全球知名培训机构德国蛇牌学院。园区先后分八期建设生物医药产业园，持续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实现人才集聚、企业集聚、创新联动、规模发展，打造专业化、一体化的创新载体平台。

创新政务服务。无论是研发、装备制造还是其他涉企服务的高频事项，既不在传统意义的管委会，也不在数据局或者行政审批局，而是直接就在产业园区。政务服务，仅要求“最多跑一次”“不见面审批”已经不够了，更要讲求“高效办成一件事”。我们经常形象地说：办事机构就在你家楼下，你打电话，把资料准备好，楼下办事人员上来取，办好后送上来，快递费都可以省掉。不片面追求服务有没有，而是重点比拼服务好不好、优不优、强不强，追求政务服务的抵达率和实效性。

再比如，生物医药产业投入动辄数百万、数千万甚至几个亿，研发周期最快也要五到七年，以往企业开展药理、病理测试，必须送往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时间长且花费多。为此，园区设立事业化、企业化运行的测试服务分析机构，为企业提供低价甚至免费的检测验证服务，帮助企业快速取得资质、缩短研发周期、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守护知识产权安全。

如果说生物医药是“从一到多”，那么纳米新材料就是典型的“从零到一”。

2006年，苏州前瞻性地发现国内纳米领域存在人才稀缺、产业空白、短期内无法快速集聚等现象。苏州持续在北京对接攻坚大半年，最终由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与中国科学院四方共建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所。

值得关注的是，针对纳米高端人才紧缺的现状，园区面向全球吸纳众多世界200强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提供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政产学研用配套服务。划拨优质土地，统一规划建设科研载体，由管委会提供硬件支撑，科研团队自主承担日常运转费用。同时出台人才安居政策。针对海外人才子女落户多、择校难的现实痛点，苏州专门召开多部门联席会议，一揽子解决落户、入学、保障等各类问题。

不能只有“养母鸡”的能力

却没有让它再“下蛋”的能力

记者：坚持长期主义，在筛选主导赛道、避免盲目追风口上尤其考验眼光、战略、格局。生物医药和纳米新材料都是创新驱动型的产业，需要巨大的前期投入、久久为功的耐心。当初在选择主导赛道时，有那么多的产业，为什么聚焦于这些产业作为主导赛道？苏州在前瞻性布局上具备哪些独特眼光？

黄建洪：苏州的故事并非偶然。这背后是长期主义加专业主义，要长期、专业地做深做细，不能浅尝辄止。园区在纳米新材料上前期投入了数十亿元，但目前每年产值已达到上千亿元的能级。投入就是“养母鸡”，不是“吃鸡肉”。不能只有“养母鸡”的能力，却没有让它再“下蛋”的能力。如果中国科学院纳米所的产业孵化没有做起来，如果纳米产业城没有建起来，那就会非常可惜。

我认为园区在选择赛道时，非常清楚自己的基础所在，并且努力延续基础，而不是简单否定基础。例如生物医药大健康产业，从有几家药厂开始，园区便致力于寻找各种办法延伸。苏州工业园区“623现代产业体系”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为两大核心主导产业，制造业是其无法摆脱的底色。苏州制造业整体规模大，经过多年迭代升级，目前发展水平较高。正是依赖扎实的制造业基础，才有了后来的纳米技术和生物医药装备制造。

此外，苏州很清楚自己的短板：没有特别顶级的高校，开展原始创新很难。因此主动借力外部科创资源，大力引进C9高校落地办学、建设研究院载体。苏州投资100亿元左右建设南京大学苏州校区一二期，为中国人民大学苏州校区提供土地政策支持，为哈工大苏州研究院提供现成科研载体，实现拎包入驻、定向孵化项目。

并非高校想研究什么就推广什么

而是产业链上需要什么才研究什么

记者：苏州工业园区在生物医药赛道上跑出集群优势，已有数十家企业登陆纳斯达克、港交所、科创板，科创产业化成效显著。苏州工业园区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方面，是如何破解科研与产业“两张皮”问题的？建立了哪些可落地、可复制的机制？

黄建洪：科研强不等于产业强，实验室的成果不会自动变成商品，这是全国科创园区的共性难题。

相较于武汉等科教资源富集地区，苏州科研底子相对薄弱，却实现了科创成果高效转化、产业集群蓬勃发展，核心就是打通了科研到市场的“肠梗阻”，比如概念验证、中试平台、中试熟化和市场筛选等。如果这些环节不打通，即使科研能力再强，也无法向市场转化，中间就是越不过去的“死亡谷”。

建立市场化成果的前期筛选机制非常重要。尽管苏州没有大院大所扎堆，但由于生产的都是走向市场前端的产品，会对基础研究有一整套评估机制和筛选机制。并非高校想研究什么就推广什么，而是产业链上需要什么才研究什么。这样一来，产业链对真实技术痛点的捕捉和回应就会不一样，可以从源头上减少脱离市场的科研投入。

布局市场化、专业化运营的中试平台。例如，在生物医药新材料领域，实验室制作样品容易，但将其放大量产非常麻烦。因此需要建设一批面向行业的中试平台，由专业团队运营，提供小试、中试或者工艺放大的服务。这样可以弥补从学校实验室到工厂的鸿沟。

实现创新风险分担，降低创新试错顾虑。例如，园区推出“园研保”保险，即成果转化保险，全面覆盖研发中试、专利申请等环节，降低产学研合作的试错成本，分担创新风险，打消高校、企业因怕亏损而不敢投资的顾虑。

构建全周期的科创企业梯度培育体系。例如，企业从提出申请落地之时，就根据产业数据进行各种发展评估，一旦成功，即可享受产业用地配套、专利申请、上市辅导、法务会展、要素保障等服务，而非等待它自然成长。现在的市场环境与以往不同，以往我们可以耐心等待一个企业长成参天大树，现在是进行压缩饼干式的发展规划，例如配套天使基金、产业母基金等耐心资本供给，以压缩式培育、全链条赋能助力。这对企业早期的成长非常重要。

高端人才择业不仅仅看待遇

还看城市品质、教育、医疗、生态环境等

记者：工业32%、住宅22%、绿地14%、商务2.4%——苏州工业园区的设计、建设，不只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而是摈弃单一发展工业的模式，以人为核心，城市、产业、人文、生态良性互动。成熟的产城融合体系，在产业集聚、人才留存和企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有哪些反哺作用？

黄建洪：园区最初也面临困境，早期逻辑是先发展工业再补充城市，先实现工厂集聚，就出现了职住分离、配套匮乏、人才流失等问题。因此，园区想办法进一步落实产城融合，并在底层逻辑上进行更新，将产业用地与居住、教育、医疗、生态绿地等同步规划和建设，统筹发展教育、科技、文化，通过构建产城融合体系，对产业发展形成反哺。

首要任务是夯实产业根基。硬科技的竞争本质上是人才的竞争。高端人才择业不仅仅看待遇，还要看城市品质、教育、医疗、生态环境等。要让科研人员和产业工程师愿意安家落户，这样才能让人才留下，并在企业扎根。

其次是人产城融合。从简单的产城融合转变为人产城融合，需要以人的需求为中心设计一整套服务方案。让人与产业实现匹配十分重要，因为二者可以共同确定城市的发展格局。园区目前拥有139万人口，已是成熟的综合性新城。其政府构架很简单，就是想办法以人才引导产业发展，为其做好配套，最后才能形成城市。在这个过程中，降低企业运营成本，解决交通通勤、产业载体以及员工生活配套服务等问题，以此实现融合的共生性和根植性。

最后是塑造高质量的产业土壤，形成城市、产业、人文、生态的全域协同发展生态。苏州工业园区的外籍人口数量大，就需要适配国际化发展需求，设立多个单独法院来解决不同问题，打造国际化法治环境。比如，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单独设立国际知识产权法院；在劳动争议方面，也有与劳动权益相关的法院。预留金鸡湖、独墅湖生态空间，将金鸡湖打造成5A开放景区，提高城市品质，增强居住舒适度。提高教育和医疗卫生整体水平，布局优质中小学、民营三甲医院。在低碳方面，布局ESG研发中心、发布绿色发展白皮书，推进近零碳产业园建设。

从土地运营商转向创新生态运营商

走特色化、精细化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记者：苏州工业园区在国家级经开区综合考评中实现九连冠（2016年至2024年），这对全国园区建设和发展有哪些启示？

黄建洪：全国开发区已进入存量提质、精细运营、错位竞争的新时期，亟需破除四大认知误区。

破除规模崇拜，告别粗放扩张。过去园区发展追求大而全、铺摊子、扩体量，容易造成资源浪费。必须从拼规模、拼数量、拼摊子，转向拼质量、拼内涵、拼创新效率，聚焦存量土地提质增效、产业链高端升级。

破除重招轻育误区，坚持引育并举。一些园区重外部招引、轻本土培育，过度依赖外来项目。真正韧性强的产业集群，实际上来源于本土中小企业、隐形冠军、链主企业的共生演化。必须搭建产业链创新共同体，包括产业链上的前端、中端和后端，同步培育本土产业生态和外来优质项目。

破除短期GDP思维，涵养产业培育耐心。硬科技、战略性新兴产业周期长、投入大、见效慢，极易受换届更替、短期政绩考核影响。以合肥长鑫、武汉长存为例，长期深耕才能成长为产业标杆，各地园区必须摒弃短视思维，不要随意切换赛道，在周期长、投入大、见效慢的硬科技赛道上增强耐心。

破除重硬件、轻软件的惯性。当前各地园区厂房、载体、基建等硬件趋于同质化，但制度体系、中试平台、风险分担、科创服务、人才生态等软环境差距巨大。缺乏这些，硬件再好也无法产生化学反应。硬件可快速复制，软生态、制度能力、创新服务无法照搬。未来园区竞争的核心是生态运营能力，必须加快从土地运营商转向创新生态运营商，立足禀赋错位竞争、精细深耕，走特色化、精细化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常少华 见习记者 周雨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