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茜 汪子轶 许旷 杨千帆 李坤

“好个二郎滩，四面都是山。天天背盐巴，顿顿菜汤淡。”

这句民谣，道尽了二郎镇人当年的苦日子。

91年前，一支衣衫褴褛的队伍来了，为百姓开仓放盐。百姓捧出郎酒给红军战士擦拭伤口，拆下门板搭浮桥。

如今，四川省古蔺县二郎镇红军街，75岁的红色讲解员朱瑞生站在家门口，习惯性地望向峡谷。那里，全国首座以“红军”命名的大桥——赤水河红军大桥横跨天堑，四川郎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郎酒集团”）成长为百亿级企业，二郎镇连续4年位列四川省百强乡镇榜首。

7月17日，湖北日报“红军渡口 桥见信仰——十五省区市大学生行走的长征思政课”全媒体报道组，沿着盘山公路抵达这里，在渡口与大桥的时空交错中，与那些年轻的红军战士完成了一场无声的对话。

军情那么紧急，还要花三天时间分盐

为老百姓打仗，

就是长征最朴素的宣言书

赤水河奔涌不息，刻有“二郎滩渡口”的巨石岿然不动。

古蔺县政协红色文化研究员罗树带着大学生们走到岸边说：“1935年2月18日，红三军团就是从这里强渡的。”

让人意外的是，在渡江前，红军花三天时间做了一件事：开仓放盐。

在开仓放盐旧址，二郎镇宣传干事熊晶晶介绍说，贵州不产盐，军阀和盐商囤积居奇，甚至“斗米斤盐”。

于是，红军当即决定：打开盐号，把6万斤盐全部分给百姓。

“军情那么紧急，红军为什么还要花三天时间分盐？”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5级硕士研究生杨林娜俯身摸了摸盐号石碑问。

“不急，你慢慢看，慢慢找答案。”罗树笑着回应。

朱瑞生的外公，就是当年盐号的账房先生。朱瑞生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红军战士挨家挨户敲门送盐。见有人跪下来磕头，战士赶紧扶起来说‘我们是穷人的队伍，这是你们应得的’。”

有一组分盐的战士，就住在朱瑞生的姑姑家。“走的时候，他们把堂屋打扫得干干净净，水缸挑满，还留了一包盐。”朱瑞生说。

分的是盐，聚的是人心。

百姓发现这支部队不一样——他们不扰民，不抢东西，还帮穷人干活。得知红军要搭桥过河，百姓拆了自家门板、猪圈木梁，扛到渡口。不仅如此，他们还捧出金沙郎酒，给红军战士擦拭伤口。

篾索系住木船，门板铺成桥面。一座浮桥在激流上蜿蜒伸展。

朱瑞生的姑姑站在街上送别。那晚，整条街的灯都亮着——百姓点着油灯，照亮红军远行的路。

新中国成立后，当地百姓为缅怀红军功绩，将二郎街改名为红军街。

“以前不太理解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贵州民族大学传媒学院2023级本科生彭雪钫说，“现在明白——分盐，就是最朴素的宣言。”

“红军分盐，是因为他们知道，打仗是为了谁。”杨林娜站起身说，这段历史让她第一次如此真切地理解“民心所向”这4个字。

篾索变成钢索，但“系”的都是人心

如果红军战士知道有了这座桥，

该多高兴啊

从二郎滩渡口沿赤水河上溯约10公里，赤水河红军大桥红色桥身横跨峡谷。

“哇，好高的桥！”彭雪钫发出惊叹。

四川路桥桥梁工程集团副总经理廖德川，曾是该项目常务副经理。他介绍，该桥凭借1200米主跨、相当于80余层高楼的主塔，成为当时世界上山区同类型钢桁梁悬索桥梁中第一高塔、第二大跨度的峡谷大桥。

采访车即将行驶到桥身时，华中科技大学孟加拉国留学生赵永德掏出手机，打开计时器。随着采访车在桥面疾驰，手机上的数字不停跳动。离开桥体，数字定格在1分19秒。这个数据，让他惊叹不已。

同样让他惊叹的，还有这座大桥的建设速度。廖德川介绍，2017年，他第一次到现场时，人走到修桥的地方都很难。团队驻扎峡谷3年，攻克了超高索塔施工、主梁吊装等世界级难题。原本计划48个月的工期，他们只用了30个月，创下当时同类型桥梁建设速度世界之最。

“为什么能这么快？”杨林娜问道。

“当年接任务时，大家也觉得不可能完成。”廖德川说。团队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跟当年的红军战士差不多。到了工地，所有人都被一种精神感染——“红军用门板，一夜都能搭起浮桥，我们有什么理由退缩？！”

2019年桥通车后，四川古蔺到贵州习水的车程从绕山2小时缩短到40分钟，沿线23个乡镇80多万名群众受益。古蔺的高粱、郎酒，习水的煤炭、建材，从此不再绕远路。

“当年系的是篾索，现在拧的是钢索。材质变了，但‘系’的都是人心。”彭雪钫望着身后的大桥，说出让所有人心头一震的话——

“如果红军战士们知道有了这座桥，该多高兴啊。”

高粱酿酒、酒糟喂牛、牛粪肥田

曾经的穷困之地连续4年

居四川百强乡镇榜首

二郎镇文明村，梯田在峡谷间铺展。红高粱正在抽穗，牛栏里黄牛埋头嚼着酒糟。

赵永德蹲在牛栏边，伸手摸了摸酒糟：“牛吃这个，不会醉吗？”

文明村党支部副书记穆世尧笑了：“不会。发酵过的，牛爱吃。”

“酒糟从哪来？”

“郎酒集团免费送的。”文明村养牛大户穆德陶答道，“以前光酒糟成本就要花2万多元，现在郎酒集团免费提供，这笔钱省了。”他和妻子养了30头牛，去年收入50万元。他家正在建4层高的新房，楼上住人，楼下养牛，等装修好了就能入住。

赵永德从背包里掏出笔记本，翻开新的一页。他先画了一株高粱，然后在旁边写上“高粱酿酒—酒糟喂牛—牛粪肥田”。

一个完美闭环。

“这是谁想出来的？”他问。

“镇政府牵的头，郎酒集团出的力，老百姓跟着干。大家一起琢磨出来的。”穆世尧说，村民收入主要有三大块——种高粱、养牛、在郎酒集团上班，文明村也从之前的贫困村跃升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赵永德抬起头说：“在我的国家，也有很多农民种地养牛，但没人帮他们把产业链建起来。在这里，政府、企业、农民，都连在一起，谁都不掉队。”

采访中，大学生们偶遇村民陈付进。他之前在浙江打工，为照顾孩子返乡，如今在郎酒集团上班，年收入10万元左右。

彭雪钫和弟弟曾都是留守儿童。她说：“很羡慕二郎镇的小孩，父母可以在家门口就业，这才是发展的意义。”

二郎镇副镇长周腾达介绍，该镇高粱种植面积超2万亩，肉牛存栏1.2万头，酒糟受赠4.8万吨，带动17个村集体经济平均增收14.1万元。

2024年，二郎镇地区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亿元。这个91年前的穷困之地，如今已连续4年位列四川省百强乡镇榜首。

杨林娜在田埂上站了很久，她的答案愈发清晰：“分盐赢得民心，建桥服务人民，致富为了百姓。这是一脉相承的。”

91年前，红军用门板搭成浮桥，渡河而去，身后是拆下门板、含着泪捧出郎酒的百姓。

如今，一座以“红军”命名的大桥横跨天堑，两岸是酿着美酒、养着肥牛、住着新楼的乡亲——

回望初心，“人民”二字重千钧。

渡口印记

二郎滩渡口：

两次跨越，写就四渡赤水得意之笔

赤水河日夜奔流，二郎滩渡口巨石静卧。

1935年2月18日，红三军团抵达这里。黔军占据东岸，红军只有三只木船。突击队强行渡河后，工兵用篾索系住木船，把百姓拆下的门板铺成桥面。同一个渡口，在一个月里承载了中央红军的两次惊天跨越——

二渡赤水，红军回师黔北，5天连下桐梓、娄山关，再占遵义，击溃黔军8个团，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场胜利。

20余天后，3月21日，红军再次从这里四渡赤水。主力秘密折返，南渡乌江，兵锋直指贵阳。中央红军巧妙地跳出了蒋介石苦心设计的在乌江以北、川黔边境地区消灭红军的包围圈，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甩在了乌江以北地区。

二郎滩见证了四渡赤水中最具决定性的转折——二渡打开了胜利之门，四渡画上了收官之笔。

在一渡与四渡之间，在回师与突围之间，红军走最难的路、走最坚定的路，最终走通了那条通往信仰的路。

新西行漫记

华中科技大学孟加拉国

留学生

赵永德

走完二万五千里，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出发前，我想找一个答案：一支队伍走完二万五千里，是靠什么撑下来的？

赤水河红军大桥很高。在桥上往下看，峡谷深得让人腿软。当地人告诉我，91年前，桥是用门板搭的——老百姓从自己家拆下来。

我看着钢索，又想起门板。91年，材质从木头变成钢铁，可桥没变——它为一个目标而建：让人走过去。

在二郎镇，农户带我参观。高粱熟了卖给郎酒集团，酒糟免费送给农户喂牛，牛粪发酵后还田。三者形成一个闭环，谁都不掉队。我从没见过一个地方，能把修桥和种地、养牛、酿酒串成链。

中国同学告诉我，这跟91年前红军做的事是一个道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我原以为修桥是为了走得更远，到了二郎镇才明白，有时候修桥，是为了让人留下来：留在家里，留在土地上，留在亲人身旁。

合上笔记本，我有了答案：一支队伍能走完二万五千里，是因为每一步都朝着同一个方向——让人民过上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