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李

今天，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同，这引发了不少作家在写作中的“古典转向”——重读、新解古典诗词，或从中汲取有益的创作启示，或从中“开发”安顿现代人身心的智慧。不过，古典诗词如何超越“文化遗产”“文化标识”而作为生命要紧处的启示，真正进入到当代人的生命处境当中，传统文化如何摆脱单纯的“符号化”呈现，长久地进入现代人的精神行箧，并在我们辗转命途之时给予深刻的精神关照，仍是需要认真回应的文化命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李修文的散文集《诗来见我》，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创作实践，仍有重读的必要。

《诗来见我》不是在现代与古典之间划出界标，以现代人区隔性的眼光和解法来阐释古典诗意、诗情、诗学的作品，作者所做的就是打破所有的界限；当古典的诗篇和词句在我们的舌尖、心尖滚动之时，就是作者确证他自己、“我”与有名的、无名的诗人“以命过命”的时刻，就是“我”思接千载、情通古人的时刻。

《诗来见我》以个人的情感命运涵容古典诗句的内在生命气息，把古典诗人和今日之凡人、苦人、内心充满焦灼感和撕裂感的“落魄文人”的生命处境进行互文式处理。所谓“诗来见我”，乃是这些散文所循的写作路径为“以我化诗”。作家带着灼热的生命体温，赤诚地袒露自身的困境与创伤，义无反顾地奔赴诗词中的山河与人心；今人与古人、“我”与诗由此相遇，彼此映照，明心见性。写作者在奔赴命运的途中遭遇的诗词，其实就是其自身生命处境的写照，也是他面对此种生命境遇的精神反应的表达。“诗来见我”向世人有力地显示了“我”的灵魂与古典诗词是黏连的。更确切地说，作者相信，对于更广大的人群，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古典诗人的生命体验以及他们的诗歌都能通向我们灵魂的深处。

作家在文本里最常见的做法是，记叙“我”作为一个在写作与个人生活层面遭遇挫败，或者说有强烈挫败感的“文人”为谋生、安身而红尘辗转的生活片段、生命场景，而这样的时刻通常伴随精神情感上的振荡，然后因为偶然的相遇或种种机缘，同样困限于人生羁旅、生命泥淖中的那些“无名之辈”的生命境遇楔入到“我”的故事里。《救风尘》一篇里，韦应物的风尘之苦，与“我”和“我”的故人、“我”所遇见的无名众生的人生风霜彼此映现。诗人走下古典中国的神龛，步入今人的浮世沉哀并卷入其心灵风暴之中，却并不充当拯救者，而是与“我”、与众生一道，共同领受命运的考验。韦应物的诗歌在“救风尘”的意义上，向诗人自身和“我”重新敞开。古诗中的人生顿挫、情感漩流与生命创伤，皆与“我”的经验互为注解。韦应物不仅仅是古典诗人，更是在当下的生命情境中被复活的一个对话者、一个嵌入“我”的命运之中的故人，“于我而言，韦应物的诗从来就不在遭际之外，他所写之一树一雁，全都近在眼前和身边”。不独《救风尘》如此，《枕杜记》《遣悲怀》《犹在笼中》等等，莫不如此。诗人与他们的诗句脱离了古典中国的知识情境与文化范式，在“我”与无数无名氏的命运的四季与心灵的风景里重生。

李修文无意于追求“元诗”，他乐此不疲的事情是尽可能地利用散文写作策略上的“灵活性”、散文结构上的弹性，无拘地勘测文体边界，探索表达上的新的可能，虚实相生，古调今调混弹，“在表达的多样性上自由弄笔”，把古诗从“知识”的牢笼里解放出来，把古典诗人从“文化标本”还原为与今人生命气息相通的“人”。这种富有创造力的写作使诗人与诗句重新成为当代人的生命的一部分——能够继续生长的那一部分。作者对于古人、今人都怀有热烈的情感，力图凭借文字的神力，让沉潜于诗词中的生命在今人的魂魄血肉里落地生根。他打破文学史的正典谱系，不以文学经典的标准去遴选而以生命情境的触发来召唤诗句，将其接引到今人的精神天地中。

古诗在《诗来见我》中，与其说是古典文化的一种知识形态、中国人的集体文化记忆，不如说它是生命性的。在散文中不断穿插、密织于叙事与抒情之中的陶渊明、韦应物、杜甫等人的诗句，串联起的并非“诗史”，而是“我”的“生命史”“心灵史”，古典时刻是一个生命时刻，过去具备永恒的意义——它重新回到我们的存在之中，“交织在我们的内部，深切而美丽”。

（作者为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武汉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