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嘉宾
李志刚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授委员会主席
编者按
202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时强调，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
今年上半年，全省新增返乡创业经营主体6.2万个，城镇新增就业55.9万人。以天门、仙桃、广水等为代表的一批县级市，正经历从“劳务输出地”向“创业集聚区”的转型。
为探究返乡创业与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湖北日报《理论周刊》专访了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授委员会主席李志刚。
阅读提要
■ 从“生存型返乡”转向“发展型返乡”，过去回来是因为在外面站不住脚，现在回来是因为在家乡能做成事。
■ 从“个体式回流”转向“产业链式回流”，一个“能人”回来，往往带回一整条供应链和一批老乡，这也是天门等地服装电商能快速形成产业集群的关键。
■ 从“体力型”经验转向“智识型”经验，很多人在东部沿海积累的不是简单的打工技能，而是电商运营、供应链管理经验与品牌意识——这些专业知识与技能，或者说“软实力”的回流，往往比资金回流更值钱。
■ 返乡创业对县域城镇化的改变，不是简单的“人回来、城变大”，而是让县域城镇化找到了产业根基，城镇的规模和形态开始跟着产业和就业走，形成真实的在地城镇化。
不能只看“回来多少人、带回多少钱”
更要看回来了什么样的能力结构
记者：近年来，湖北正大规模推进以“楚商回乡”“外出人员返乡创业”和“高校师生创新创业（含校友回归）”为核心的三大行动。湖北是劳务输出大省，但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往回走。从您的调研看，这股“归雁潮”是怎么形成的？有什么特点？
李志刚：这股“归雁潮”不仅是湖北一地的趋势，还是我国整体空间格局中东部区域和中西部区域关系转化的体现，是东部发展要素向中西部转移的大趋势的体现。这背后，主要有三大力量在发挥作用。
第一，推力。沿海产业结构升级、部分劳动密集型环节向中西部转移，传统代工岗位的相对吸引力下降，推动劳动力回流。同时，广州等超大、特大城市持续开展城市更新行动、城中村改造，“同乡同业村”面临剧烈空间转型（如广州大塘的“湖北村”等），加速劳动力和产业返乡。
第二，拉力。国家持续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湖北近年在县域道路、物流、电商基础设施上的投入大大改善了创业“硬环境”，数字经济、直播电商兴起，大幅降低了创业资金门槛和地理门槛，过去在广东开厂要租厂房、招工人、跑渠道，现在一部手机、一个直播间，在县城甚至镇上就能对接全国市场，这背后是高速交通网络和物流基础设施系统的高效运行。
第三，引力。湖北各级地方政府这几年把“楚商回归”“归雁工程”做成专项行动，配套融资、用地、住房、子女入学等实实在在的政策工具，取得了明显示范效应、社会文化效应和价值认同效应，形成实实在在的吸引力。
从特点上看，可以用三个“新转变”来概括当前趋势。从“生存型返乡”转向“发展型返乡”，过去回来是因为在外面站不住脚，现在回来是因为在家乡能做成事；从“个体式回流”转向“产业链式回流”，一个“能人”回来，往往带回一整条供应链和一批老乡，这也是天门等地服装电商能快速形成产业集群的关键；从“体力型”经验转向“智识型”经验，很多人在东部沿海积累的不是简单的打工技能，而是电商运营、供应链管理经验与品牌意识——这些专业知识与技能，或者说“软实力”的回流，往往比资金回流更值钱。这也是我一直说的，看待返乡创业不能只看“回来了多少人、带回了多少钱”，更要看回来了什么样的能力结构。
返乡创业倒逼城镇功能升级
城镇规模和形态开始跟着产业和就业走
记者：返乡创业正在如何改变湖北县域的面貌？这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意味着什么？
李志刚：我们团队在调研湖北天潜沔地区（天门、潜江、仙桃一带）时，提出过一个判断，叫“创业回流主导型县域城镇化”。这个概念的意思是：过去很多县域城镇化的动力来自行政推动，靠撤县设区、靠土地财政、靠开发区规划一张图；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县域，城镇化的动力是从产业和创业者身上“长”出来的。人回来了，不是简单地回到县城居住，而是把资金、技术、市场网络这些要素也一起带回来了，这些要素要落地，就需要厂房、物流、金融、职业教育这些配套，城镇的功能因此被倒逼着升级，这跟过去“先建城、再招商”的路径是反过来的。
具体到我省的一些典型案例，天门服装电商是“产业集群带动县城提质”的典型。根据当地政府统计数据，2021年至2025年，天门服装电商交易额由70亿元增长至700多亿元，形成37个纺织服装产业园区，集聚4.3万户经营主体，吸引约10万人返乡创业，带动16万人就地就业。销售主要在线上完成，但打样、加工、仓储、物流、培训、售后等环节均嵌入本地，推动数字流量转化为实体产业、稳定岗位和城镇服务需求，使人口、就业和产业更多留在县域。当地近年新生儿出生量上升也是其效应之一。房县黄酒走的是另一条路，“特色农业+文旅”把产业和乡村空间绑在一起，城镇化的载体更多是重点镇和产业村；广水“楚商回归”项目密集落地，体现了乡情网络和产业招商结合的效果。这三种路径说明，返乡创业对县域城镇化的改变，不是简单的“人回来、城变大”，而是让县域城镇化找到了产业根基，城镇的规模和形态开始跟着产业和就业走，形成真实的在地城镇化。
一个健康的县域城镇化体系
需要三种路径相互配合、形成合力
记者：我们看到，同样是返乡创业，落地形态却很不一样：有的在县城开发区集聚，有的在重点镇扎根，有的向乡村扩散。这种差异是怎么形成的？不同的空间模式，对县域城镇化路径产生了怎样不同的影响？
李志刚：这种空间分化背后，其实是三重逻辑在起作用。
第一是产业属性的逻辑：电商、轻工制造这类需要规模化厂房、物流枢纽和金融配套的产业，天然会向县城开发区集聚，因为只有开发区能提供这些公共品；而黄酒、农产品加工这类依赖原产地资源禀赋的产业，天然要贴近乡村和重点镇布局，离开了原产地就失去了产业的根。
第二是创业者资源禀赋的逻辑：手里有一定资本、技术含量较高的“大雁”，往往有能力也有意愿进园区、上规模；而小本经营、依托家庭作坊起步的“小燕子”，更倾向于留在成本更低、社会网络更熟悉的乡镇甚至村一级。
第三是地方治理的逻辑：县里能不能拿出现成的标准厂房、能不能把重点镇的基础设施配套到位，直接决定了返乡创业者“落哪儿”的选择空间。
这三种空间模式，对应着三条不同的城镇化路径，它们相互补充而非零和博弈。
第一，“开发区集聚型”模式，走的是“强县城”路径，人口和产业向县城中心集中，有利于形成规模效应和公共服务的集约供给，但也要警惕“集而不群”、同质化竞争的风险。
第二，“重点镇扎根型”模式，走的是“强中心镇”路径，能够在县城和乡村之间形成一个功能节点，分担县城的压力，也让城镇化的红利辐射得更远。
第三，“乡村扩散型”模式，走的是“就地城镇化”路径，好处是不需要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就能实现非农就业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但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稍有不慎就容易出现“有产业、无功能”的空心化问题。
一个健康的县域城镇化体系，需要这三种路径相互配合，形成合力。
解决“同质化竞争”“塘小鱼多长不大”
一开始就想清楚“群”从哪里来、“链”长什么样
记者：从过去全国一些地方的情况看，产业回来了、空间在扩张，一些矛盾也开始露头。部分园区企业同质化竞争严重；有的市场容量小、资金结算慢、物流成本高，“塘小鱼多长不大”；有的光打“感情牌”，无法提供事业发展的清晰路径，导致“归雁”又飞走；有些乡镇“圈地建园”，土地粗放利用甚至触碰红线。
李志刚：表面上看是阵痛，根子上是结构性问题。“同质化竞争”“塘小鱼多长不大”，反映的是县域市场容量和要素配置能力的结构性短板，一个县的消费腹地、金融深度、专业化分工能力本就有限，如果招商时不做产业链的系统规划，只是把企业空间集中在一个园区里，这就只是物理意义上的堆在一起，而不是有活力的“集群”，形不成分工协作、信息共享、创新外溢。这不是靠时间就能自然解决的，需要在产业规划阶段就想清楚“群”从哪里来，“链”长什么样，政府如何积极主动去引导和谋划。
“乡情牌”留不住人，说到底是营商环境和长期发展预期的问题。创业者一方面重视子女教育、医疗、产权保护、政策连续性这些“硬指标”，另一方面看重参与家乡发展和建设过程本身以及提升地方治理这样的“软指标”。至于“圈地建园”、土地粗放利用甚至触碰红线，背后原因是地方考核机制仍然偏向投资规模、开发面积这类显性指标，而不是产业实际的用地效率和就业带动效果，说到底还是缺乏正确政绩观。这些问题，不是发展速度快带来的副作用，而是整体规划、考核逻辑、制度改革没有跟上产业和社会发展规律变化的结构性滞后，需要从治理逻辑上系统调整。
不能单靠感情和政策补贴把人喊回来
需要把家乡的生产率“洼地”填平一些
记者：有时候，我们讲，要尊重劳动力流动规律，比如，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由欠发达区域向发达区域、由低技能岗位向高技能岗位的迁移。有的时候，我们又讲，家乡呼唤游子。怎么看待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建构好的生态而言，流动和回归如何才能统一成“发展”的一体两面？
李志刚：这两句话看似是两种逻辑，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并不矛盾。“劳动力向高生产率部门、发达区域迁移”讲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逻辑，这个规律不能也不应该靠行政力量去逆转。如果家乡的产业生产率、公共服务水平、发展机会本身没有提升，单靠感情和政策补贴把人喊回来，留下的可能只是低质量、不可持续的回流，这对个人和地方都不是好事。“家乡呼唤游子”讲的则是区域协调发展和社会公平的逻辑，它要解决的不是“要不要流动”，而是“流动的方向能不能更多元、更自由”，让一个人在权衡去留时，家乡真的是一个能够提供相近发展机会的选项，而不是无奈的退路。
所以，衡量一个地方返乡创业生态好不好，关键不在于“回来了多少人”，而在于“回不回”是不是真正变成了一道自由选择题。要做到这一点，本质上是要把家乡的生产率“洼地”填平一些：一是依托县域真正的比较优势产业做深做透，而不是四面出击；二是发挥数字经济的“平权”效应，打破经济地理的不平衡，让县域也能对接全国甚至全球市场，弥补区位和规模的先天不足；三是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落到实处，尤其是教育、医疗、养老这些直接影响下一代的领域。当县域的产业生产率、公共服务水平能够逐步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向外流动和向内回流就不再相互对立，而是同一个劳动力市场优化配置过程中的一体两面——有人走出去积累资本、技术和市场经验，也总会有人带着这些要素回流反哺家乡，这才是县域发展这盘大棋应有的样子，也是我省县域城镇化真正可持续的动力所在。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常少华 见习记者 谭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