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利平 李杨
1935年的那个夏天，面对后有重兵追击、前有雪山草地的绝境，年轻的中国工农红军面临着事关生死存亡的抉择，是向南退避川康边境求得一时的安逸，还是克服万难“坚定向北”去往抗日救亡的最前线？历史证明，“向北”虽然是一条充满未知与艰险的道路，但却是顺应历史发展客观规律、最终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选择。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我们说的“长征路”，它的含义是很广的，包括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今天，长征路“向北”的新内涵，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不夸大风险，也不低估挑战
精准“拆弹”才能解决问题
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期。从宏观战略和长远发展来看，中国经济基本面长期向好、潜力巨大的局面没有改变，但从短期来看，我们又面临着复杂严峻的形势。
一方面，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加剧，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与贸易壁垒横行；另一方面，国内经济发展和转型中面临的老问题、新挑战仍然不少。越是在这种短期承压的时刻，我们越需要从长征精神中汲取力量。
我们需要一种长征时“坚定向北”的战略定力。这种“向北”，不仅是长征时地理意义上的突围，而且是在面对巨大不确定性时，对正确方向的坚定确定性。用长征精神武装头脑，就是要杜绝畏缩不前、讳疾忌医的情绪，以遵循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态度察实情、讲真话、出实招、办实事，打破体制机制束缚。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直面短期阵痛。遵义会议之所以能挽救党和红军，根本在于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敢于直面当时极其严峻的客观现实。今天，要破解中国经济短期的困难，同样需要直面问题与困难的勇气。否则，所谓化解风险就成了无源之水。
供强需弱是当前宏观经济最核心的结构性矛盾，外需阶段性回暖但长期仍存在不确定性。从宏观数据到微观的体感温差，呈现中国经济各行业之间的分化趋势。一方面，以人工智能、商业航天、新能源为代表的“星辰大海”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突出亮点，展示了新质生产力的澎湃动能。另一方面，这些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新兴产业在短期内很难完全对冲经济下行对就业和居民收入带来的冲击，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柴米油盐”行业依然面临着需求不足、价格疲软等问题。
面对各行业之间的趋势分化，我们需要精准找到“症结”才能解决问题。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加速迭代、一些落后产能不断出清的阵痛期，一些就业岗位不同程度面临着被替代的风险。尊重这些客观存在的经济演变规律，不夸大风险，也不低估隐患，才能为下一步的政策制定找准方向。
在风浪中学游泳
摒弃以防风险的名义行懒政、怠政
面对当前发展中、转型中、结构性的问题和挑战，出现了一种不良倾向，即打着防范与化解风险的旗号推行懒政、怠政。
当年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哪一步不是在直面风险挑战中迎来生机的？如果为了绝对安全而停滞不前，等待红军的会是更加艰险的局面。真正的安全从来不是在温室里避风险，而是在风浪中学游泳，在发展中管理风险、化解危机。发扬敢担风险的革命魄力去拥抱未来，坚决摒弃以防风险的名义推行懒政、怠政的工作作风。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要被问题和困难吓倒”“危和机总是同生并存的，克服了危即是机”。无论是企业在基础科学和颠覆性技术上的探索，还是政府在财税体制、地方债务化解上的改革，都必然伴随试错成本、改革成本和不确定性。然而，我们不能因为害怕试错，就踌躇不前。面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不仅需要企业家继续发扬坚韧不拔的拼搏精神，而且需要党员干部具备政治担当、主动出击。如果党员干部明哲保身，不敢支持新事物，不敢触碰旧矛盾，这种“不作为”本身就是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风险。我们的社会也必须建立与风险承担水平适配的容错机制，提升统筹驾驭风险的能力，学会与风险共存，推进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在当前逆全球化暗流涌动的背景下，少数人主张收缩，退回到国内的“舒适区”，这种试图关起门来搞建设的思想注定是没有出路的。还是要带着胸怀世界的大局意识、战略心态走向全球市场。把历史的镜头拉长，从1978年改革开放、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到1998年顶住亚洲金融危机推行国企改革，到2001年加入WTO，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经济的每一次涅槃重生，从来都不是依靠退缩和封闭，而是以更大的勇气推进改革，以更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拥抱全球市场，造就了今天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如今，中国已经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在诸多前沿科技领域，中国与世界早已形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客观事实。面对诸多外部挑战，我们更应该展现出大国的制度自信，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质量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用实际行动去拓展国际经贸互动的新空间。
夯实投资于人的底座
建立长效的经济发展分享机制
当中国经济的巨轮驶向全球时，国内的“大后方”必须稳固。当前国内市场的一个突出现象是部分产业陷入“内卷”，“反内卷”不能仅仅停留在企业间的道德劝说或行业协会的撮合让步上，必须通过深层次的体制改革、制度创新，从根源上促进供需平衡。
过去很长时间，地方政府的年度考核、发展观念和主要依赖增值税的财税体系，共同驱动了各地不遗余力通过土地、能源等各类补贴去招商引资，这正是导致部分领域重复投资、产业“内卷”的根源。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制止恶性竞争，必须深刻转变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逐步将财税体系从依赖间接税转向更多地依赖消费税和收入税，让地方政府有动力去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
与此同时，面对内需疲软和行业之间的趋势分化带来的阵痛，我们应当建立长效的经济发展分享机制。我国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其核心症结在于居民收入和国民总收入比重偏低以及社会保障水平不高。我国正加力推进“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投资于人”，意味着我们要加快修复居民的资产负债表，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通过调整储蓄消费结构、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等系统性安排，不断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福利水平。只有解决了教育、医疗、养老等后顾之忧，全社会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才会下降，老百姓才敢消费、愿消费。
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历经风雨洗礼中不断发展壮大。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犹如一轮红日，不可阻挡；同时，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横亘在我们面前的重峦叠嶂依然存在。跨越这个时代的雪山草地，需要我们坚守“向北”的信仰，将伟大的长征精神化为冲破一切艰难险阻的武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摒弃懒政、怠政思维，以胸怀大局的视野走向世界，以根植人民的初心重构发展底座。
（作者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长江经济带研究院研究员、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