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球首个以瓷器为主题的产业遗存。
这条申遗之路跨越11年，从最初以御窑遗址为核心的单一申报点，最终拓展为涵盖镇区生产中心、原料产区、燃料产区、交通网络的全产业链遗存体系。考古工作者以全产业链视角揭开了“千年瓷都”的文明密码。
为探究“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背后蕴含的中国考古学建设的实践探索，湖北日报《理论周刊》专访了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翁彦俊。
世界上的首例
以瓷器为主题，对产业遗产进行申遗
记者：在您看来，此次申遗成功背后的意义体现在哪里？
翁彦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可以说是实至名归。在许多人心中，它早该是世界文化遗产，大家并不会觉得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这次申遗成功，既是一次正名，更是众望所归。
这次申遗是对产业遗产进行申遗，而且是以瓷器为主题，这在世界上还是首例。其突破点在于对产业遗产进行申遗，需要我们从古代与现代两个维度讲清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全貌，也需要考古学形成全新的理念和方法作支撑。
这份遗产与活态的非遗密切相关。如今，不仅当地人以瓷器为生，更有大量的“景漂”从五湖四海而来，在瓷器中寻找诗和远方。今天的景德镇，有约6万家手工制瓷作坊，5000多名“洋景漂”在这里创业，陶瓷产业总产值已突破千亿元。申遗成功对从业者、瓷业传承与创新而言，都是令人振奋的消息和崭新的起点。
陶瓷考古一旦离开窑址
人们就只能对露台上的那点风景评头品足
记者：陶瓷考古，是如何一步步从散落的瓷片、窑址中“拼”出完整的瓷业文明谱系的？从“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申遗看，考古与非遗的连接点在哪里？
翁彦俊：陶瓷考古离不开对窑址的考古。沉船、码头、博物馆中的瓷器与窑址出土的相比，在体量和时间跨度上不能相提并论。沉船、码头、博物馆往往是“时间胶囊”，是静态的。而窑址承载的时间是连绵不断的，拥有最大的体量和最长的时间跨度。迄今发现的窑址，历史短的有上百年，长的则达上千年，出土了海量的窑炉、作坊、瓷片、窑具等。只有这些出土的实物资料，才能把古代陶瓷文明讲明白。离开窑址，陶瓷考古就像没有地基的大厦，人们只能对露台上的那点风景评头品足。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拥有最丰富、最有底蕴的瓷器生产中心。以御窑为例，景德镇出土了大量的试验品、半成品、工具、窑具及其出土地点、数量、比例关系等信息，完整描绘了古代手工瓷业的生产面貌和工艺技术的演变脉络。从这个角度讲，窑址出土的遗存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还原古代制瓷工艺。此外，古代制瓷工艺在景德镇是大尺度空间的、长链条的，涵盖原料、燃料、商贸等相互关联的各个环节。只有从全局去解读，才能真正厘清古代手工瓷业的工艺情况与“大聚落”的产业形态。
因此，看似残缺、零散的残片、遗址，对于了解古代工业却至关重要。基于这些实物资料建设的“古陶瓷基因库”，其中有很多信息对当代非遗传承依然具有重要价值。
景德镇陶瓷兼收并蓄、融汇中西的特质
使我国陶瓷考古在世界范围内举足轻重
记者：“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陶瓷考古的不断精进。中国陶瓷考古发展到了什么阶段？在世界上处于什么水平？
翁彦俊：我国考古学最初确实是从西方引进的，但发展至今，即便在细分的地层学上，中西方也已大不相同。
西方地层学以水平方式向下解剖，而中国地层学则完全不同，更多依据地层的性质、堆积的性质、土质和土色差异和包含物来划定地层与遗迹。从这个角度说，中国考古学已经有了自己创新的科学方法。
更何况，我国的陶瓷考古是世界独一份，没有哪个国家有数量如此之多、延续时间如此之长的窑址。景德镇并非最早生产瓷器的城市，但从晚唐至今，瓷器生产从未中断。景德镇瓷业不断兼收并蓄：从最初的“南青北白”，到向越窑、洪州窑学习青瓷，向北方邢窑学习白瓷。宋代时创造性地将二者结合，创造出青白瓷，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卵白瓷、青花瓷、高温颜色釉、粉彩等新品种层出不穷。在融合发展中，景德镇陶瓷也将西方的原料工艺和对器物造型样式的审美融入外销产品。
景德镇陶瓷兼收并蓄、融汇中西的特质，使我国陶瓷考古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世界也期待我们在这一领域持续创新——最直接的就是新材料研究的突破，或用窑址出土的新物件进行比对。去年我在伦敦讲演时，西方同行对我们研究落马桥窑址及景德镇相关片区的陶瓷考古学方法非常赞叹和兴奋，认为这些方法不仅能解决藏品真伪和断代的问题，更能揭示藏品背后关联的更大群体——无论是器物、人，还是文化交流。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考古学知识体系已经足够完备。以陶瓷考古为例，仍有大量工作要做。在理论层面，我们对窑址、作坊、矿山发掘方法革新的理论提炼还不够；如何更好地整理研究考古出土的海量实物，也需要进一步探索。建设“古陶瓷基因库”和“考古一张图”，有助于汇聚、整理实物资料，也能明确我们究竟能发掘什么、发现什么。同时，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考古是对全产业链、全时段的考古，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属罕见。这表明，未来中国考古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需要更多跨机构、跨学科的合作，也需要更加有规划地推进。
以50公里为半径推进产业聚落考古
需要超前的眼光，也需要极强的耐心
记者：能否具体说说，景德镇陶瓷考古的历程和成就，反映了当前中国考古学的哪些特点？
翁彦俊：每个时代都有难以突破的局限性。我国早期考古几乎是在缺乏基础积累的条件下开展的，既需要考古工作者思考理论体系层面的问题，比如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探讨，也需要关注二里头遗址、殷墟遗址和龙山文化等具体问题的探讨。如今，重大考古项目的推进、考古史料的积累以及考古技术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前期的积淀。
中国考古发展至今，首先要更多地考虑不同分支下全域的、大聚落的观点，即便这一理念在考古界已流行开来，也没有哪个地方能像景德镇一样，将整个城市以50公里为半径作为一个大聚落来考量，这个尺度是非常大的。设想虽不难，但真正做起来并不容易。既需要有超前的眼光提前规划，也需要极强的耐心执行好规划。同时，还要思考怎么用好现代技术，特别是将数字化技术和科技考古运用到大聚落的命题上，全面系统深入地做好理论建设和实证研究工作，这是解决“怎么去做、怎么做到”的问题。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这些年我们做了“古陶瓷基因库”“ISO古陶瓷科学表征国际标准”“世界瓷器互动地图”等工作，总体来说就是以建设古陶瓷基因库的理念，推进景德镇的聚落考古，推进资料的整理与挖掘。古陶瓷基因库依托近40年来考古出土的2000万枚古瓷片，目前已收录3000套、1.2万件标本的百万条“基因”数据。古陶瓷基因库绝非“库房”式的静态概念，它与田野和“考古一张图”高度关联——所有的标本都有一个“出生地”，都要与其对应的空间产生关系。
在这些器物上，除了传统的写报告和视觉描述外，还要进行科技分析。比如，以往西方考古推崇类型学，即“我出土的，我来排比”，通过一定标准划定出土器物年代。我们能否在出土器物的工艺、成分测定上建立更全面的标准？如果能建立起来，将会实现很大的突破。再如藏品鉴定，西方都是靠肉眼，而我们可以用更科学的方式进行全面比对。我们参与的海外沉船出土的重要藏品鉴定工作，就是通过科技化手段将藏品信息与“古陶瓷基因库”进行比对。
在新技术运用于考古方面，中国正在引领世界考古学研究范式的进步与创新。当我们做好了这项工作，不仅可以为外界所借鉴，也可以支撑构建中国考古学的方法与体系。
中国特色考古学的“特色”何在？“风格”何在？——以海纳百川的格局，不仅吸收外国考古的理念方法，更积极拥抱新技术，并真正用到中国乃至世界的考古学中。
考古工作，光有技术不行
还要把相关标准制定出来
记者：您提到，在新技术运用于考古方面，中国正在引领世界考古学研究范式的进步与创新。具体来看，在陶瓷考古领域，如何体现这一点？
翁彦俊：我们的考古工作，从田野到展示的方方面面都运用了最新的、适用的数字化、智能化的科技手段。
第一个变化是考古工作的数字化。考古本身是一种破坏，挖了就回不了头，必须负责任地把过程全面地记录下来。田野考古挖掘中，我们每挖一层就做一次正投影三维扫描，数字化还原整个地层结构。我们还建立了一套数字化系统，帮助考古队员们做好日志、探方记录、遗迹绘图测量、典型标本采集等工作。目前，这些方面的数字化工作已经相当成熟。
第二个变化是“考古一张图”。它是在自然资源部门相关的底图基础上，将景德镇全市考古各点位的三维信息汇聚而成。在“考古一张图”上，按性质检索相关图层——输入“北宋”，北宋所有遗址信息全部呈现；输入“窑炉”，所有时代的窑炉信息一目了然。考古一张图的“藏宝图”作用体现不止如此：将其与城市规划结合，城市更新和考古文保就能更好地融合，城市更新会更加科学，文物也能得到更加有效的保护。
新技术还带来了陶瓷考古的特别变化：陶瓷拼对取得长足进步，陶瓷纹样还原也有了更多数据作支撑。以我们最近推进的“大龙缸”拼对为例，有人不理解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去拼。抓好这件事，未来可以应用到更多器类的拼对、更多的考古子学科上。在线图绘制上，过去绘线图是瓶颈，需要非常熟练的技术人员，画一件有纹饰的器物，花一两周时间很常见。现在AI辅助绘图大幅提高了效率，这是AI技术在考古领域中很好的应用。
最后一个变化，是把出土陶瓷的信息汇聚到“古陶瓷基因库”，这是技术含量很高的工程。我们现在采取“8+X”的信息采集模式——“8”大类信息涵盖器物本身的造型、纹样、色彩、胎釉、装烧、款识等核心信息，在此基础上再开展“X”类信息的采集。以色彩为例，过去人们很容易忽略这个信息，只是描述是红色、暗红色，还是鲜红色，或者写上“祭红”再打个问号，这些都是很主观的表达。现在我们采用专业的设备和技术方法测定每一点颜色的LAB值。
更重要的是，我们正在建立相关标准来推进这项工作。测定机器开机和检测前，需要用标样校准。这件事情还没真正进入行业实践，但所有搞科技考古的人都知道，这是最基础的第一步。做不好的话，大家得到的数据无法量化比较——80一定小于100吗？当测量机器校准不同步时，这个结论可能就是错的。这也是我们率先制定“ISO古陶瓷科学表征国际标准”的原因。考古工作，光有技术不行，还要把相关标准制定出来。不光是自己用的标准，还要制定世界层面的标准。科研标准也是科技的一部分，是中国考古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重要目标和象征。
让有创意、有能力、有想象力的人去转化
做出中国陶瓷文化的“大电影”和“好游戏”
记者：此次申遗成功之后，如何进一步做好陶瓷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
翁彦俊：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我们用各种方法采集了大量的信息，在国家文物局科教司的指导下，还在绘制“世界瓷器互动地图”——以地图的形式，以时间和空间为轴，汇聚全世界的瓷器收藏资源，按时间划定年代，按空间判定与哪个窑址关联，都能便捷地检索，以不同图层全方位呈现历史文化遗产。
再进一步思考，如何把这些信息转化为社会所用？一个人、一个单位的力量有限。开发一个“岁岁鸭”陶瓷文化IP、办一个主题展往往费心费力，作为一级博物馆，我们当然要做这些事，比如我们每年要做10个临展。但这与理想的文化传播目标还差距很大，可能需要一千个、一万个展才能普及开来。用一部媲美迪士尼出品的大电影，一款像《黑神话：悟空》这样的高水平游戏，这可能是更高质效的传播方式。
把“古陶瓷基因库”和“世界瓷器互动地图”的接口，把海量数据资源有序、有效地开放给社会，面向中国也面向全世界，让有创意的、有能力的、有想象力的人去转化好，做出中国陶瓷文化的“大电影”和“好游戏”，这才是我们更值得考虑的事情。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周磊 见习记者 刘少新 专访自景德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