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当地时间7月23日,美国费城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虹、邓煜双双斩获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登上数学界“诺贝尔奖”的领奖台。
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席卷全网的大型“认亲”。无数人为他们的成就感到高兴。与此同时,也有人发出疑问:为什么这两位北大校友都是在国外大学和研究所工作时创造了获得菲尔兹奖的成果?如果他们留在国内大学,会有同样的成就吗?
如何理性看待二人获奖的重要意义?对于人才培养,我们应该秉持怎样的科学态度?如何跳出情绪化争论,立足科研规律理性解读突破价值、正视完善基础学科人才培养体系?湖北日报《理论周刊》就此专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主任田刚。
■中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为王虹、邓煜等青年数学家打下了坚实的学科基础,也为他们后来进入国际学术前沿提供了重要支撑。
■优秀数学人才成长需要的不仅是经费和硬件条件,还需要宽松、活跃、浓厚的学术氛围,有大量优秀数学家、同行的聚集,以及长期稳定的支持。
■真正重要的问题,不是简单地讨论“回来还是不回来”,而是我们能否创造一个有吸引力的科研环境,让优秀人才愿意回来、能够得到发展,也能够与国际学术界保持紧密联系。
■我们既要重视人才的国际流动,也要加强本土人才培养。这两者不是矛盾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
中国数学正在成为世界数学的重要力量
进入与世界数学强国共同发展的新阶段
记者:对中国数学界、我国基础科学领域,此次菲尔兹奖双响,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
田刚:我们都知道,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联盟设立的著名奖项,专门用于奖励40岁以下年轻数学家,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人。由于其极高的学术声誉和严格的评选标准,菲尔兹奖被誉为数学领域“诺贝尔奖”。
菲尔兹奖被誉为数学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中国数学家能够在这一奖项取得突破,对于国人而言是一种巨大的振奋和鼓舞,中国数学家完全有能力在国际数学前沿作出原创性、引领性的贡献,拓展人类知识的边界。
王虹、邓煜的成功,说明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和积累,尤其是过去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国的教育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是能够做出成绩的,值得肯定。世界级人才的成长需要长期的土壤,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为王虹、邓煜等青年数学家打下了坚实的学科基础,也为他们后来进入国际学术前沿提供了重要支撑。
过去,我们更多强调向世界学习、追赶先进水平;而今天,中国数学家正在越来越多地参与和推动世界数学的发展,在一些重要方向上作出原创贡献。
当前,中国数学正在迈向建设数学强国的新阶段。过去十多年,是中国数学发展速度最快、整体实力提升最为明显的时期之一。我们已经形成了一支规模可观、覆盖主要研究方向的数学人才队伍,在基础数学、应用数学以及交叉领域都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者和研究团队。
近年来,中国数学家在国际顶尖数学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持续提升,越来越多中国数学家获得国际重量级奖项和荣誉、受邀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作报告,一些非华裔的外籍优秀青年数学家,开始关注中国、选择来到中国工作和发展,这表明中国数学正在成为世界数学的一个重要力量,进入与世界数学强国共同发展的新阶段。
中国数学家在国际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学习工作
也有越来越多的国际数学家来到中国交流合作
记者:近年来,众多归国青年科研学者感慨:现在是做科学研究最好的时代。您也提到,中国数学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需要在更广范围、更高层面上实现突破。这个“最好的时代”“新的发展阶段”有哪些具体表现?您提到的“更广范围、更高层面”是指什么?
田刚:当前,包括数学在内的基础学科的发展所需要的生态环境和各界的支持,是前所未有的。数学的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需要长期积累,需要一代又一代数学家的努力。但同时,数学的发展也离不开一个开放的环境、良好的学术生态和对基础研究的长期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中国数学确实处在一个很好的发展阶段。
首先,我们拥有了更加坚实的人才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几年来,中国数学教育和人才培养体系不断完善,培养了一大批优秀青年数学家。他们在国际数学舞台上逐渐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说明中国数学正在从跟随发展逐步走向更加积极的参与和引领。
第二,国际交流的广度和深度发生了很大变化。数学的重大突破往往来自不同思想的交流碰撞。由于历史条件限制,以前中国数学与国际学术界的联系相对有限;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数学家在国际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学习、工作,也有越来越多的国际数学家来到中国交流合作。这种开放的学术环境,为数学创新发展提供了支持,营造了很好的氛围。
第三,中国数学的研究领域覆盖面不断扩大。过去我们在一些传统领域有较好的基础,但在不少前沿方向上还存在差距。现在,从几何与拓扑、代数与数论,到偏微分方程、概率、计算数学、人工智能与数学交叉等领域,都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工作。尤其是这一次王虹、邓煜获得菲尔兹奖,我认为这一标志性事件并不是孤立的,它反映出中国数学整体的进步和发展。
刚才已经谈到,中国数学所覆盖的研究领域和方向相较从前已经更加全面。我们要认识到,数学是科学的语言,现代科技的发展几乎都离不开数学。我们不仅要继续做好传统基础方向的工作,也要关注数学与物理、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工程技术等领域的交叉。同时也要继续营造开放宽松的环境,进一步促进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以更加宽广的格局和视野参与和推动数学、科学的发展。“更高层面”是指我们的目标不能仅仅是在数量方面发表更多论文,而是要敢于挑战重大数学难题,提出新的思想、创造新的方法,产生具有原创性的突破。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国数学的发展仍然面临挑战。数学等基础学科的发展没有捷径。一个国家数学水平的提高,需要依靠人才培养和长时间的投入积累。今天,中国数学已经处在一个新的起点,我们仍需要保持清醒,踏实务实,保持开放、自信和耐心。
一些舆论关切背后
是对产生世界级成果的学术环境和条件的关心
记者:由于王虹和邓煜两人的核心研究成果、获奖成果均在海外高校及科研平台完成,由此引发了一些讨论:顶尖人才为何需要依托海外平台产出顶级成果?如果扎根国内科研环境,能否诞生同等量级的原创突破?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讨论?透过表象,人们讨论的到底是什么?是否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较真?
田刚:王虹、邓煜取得这样的成就,是中国数学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数学史的重要历史性事件。
从取得重大突破的数学家的经历来看,不仅需要个人天赋和努力,也需要进入国际数学前沿,需要与不同的学者交流,产生思想的火花。很多重大数学问题的解决突破,就是多个思想和方法交流碰撞的结果。
一个数学家的成长往往经历基础教育阶段、大学阶段、研究生阶段、毕业之后的独立发展等多个阶段。其中,大学阶段打好数学基础,研究生阶段接触数学前沿方向,独立发展阶段是推进研究工作,有更多的学术交流与合作。这些不同阶段共同塑造了数学家的研究能力和学术视野,所有这些阶段都离不开自己的努力。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我们的科研环境和国际交流程度,与世界顶尖大学、一流研究机构相比,还存在提升空间。建设世界一流数学研究环境是一个长期任务,优秀数学人才成长需要的不仅是经费和硬件条件,还需要宽松、活跃、浓厚的学术氛围,有大量优秀数学家、同行的聚集,以及长期稳定的支持。
一些舆论关切的背后,我想更多表达出来的是对中国数学发展的关心。这些关心关切的背后应该是想要追问,中国能不能进一步建立完善有利于产生世界级成果的学术环境和条件,使得更多的世界级数学家、科学家脱颖而出。
今天中国数学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越来越多青年数学家可以在国内获得接近国际前沿的研究条件,也有越来越多重要成果是在国内产生的。一个国家数学水平的提高,要靠长期积累,尤其是对于数学这样的基础学科而言,解决世界级的难题需要十年甚至几十年坐冷板凳,长时间的专注投入。
今天王虹、邓煜取得突破,说明中国数学人才培养的基础正在发挥作用。我们要看到差距,也要有信心。相信再过一些时日,将会有更多优秀数学家在中国成长、开展研究,并且在国际数学舞台上作出更大的贡献。
基础学科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
要给数学家稳定的支持和充分的探索空间
记者:您认为我国当前在科研平台搭建、原创研究氛围、学术评价机制、自由探索保障、交叉学科支撑等科研生态层面,有没有要改进的方面?好的科研生态应该是什么样的?
田刚:学术研究,特别是像数学这样的基础学科,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很多重要突破,需要长期积累,需要给数学家稳定的支持和充分的探索空间。
未来如何更好地提升改进我们的科研生态,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在科研环境方面,不仅是硬件等条件的支撑要充分,更重要的是能够汇聚大量优秀人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才的密度高。世界上一些著名研究机构之所以有影响力,正是因为那里聚集了一批一流的数学家,形成了持续创新的学术群体,从而成为学术中心。这些影响力的形成是长期积累沉淀的结果。
在文化氛围方面,基础研究最重要的是探索未知,而探索未知必然伴随着不确定性。有些方向短期内可能看不到成果,但经过长期投入和研究,可能产生重大突破。因此,要包容失败,鼓励青年科学家敢于挑战难题,而不是过于关注短期成果。
在评价机制方面,需要尊重不同学科的发展规律。数学等基础学科的发展周期比较长,不能简单用数量多少等指标衡量。对于数学等基础研究者的评价应该更加重视质量、原创性和长期影响。
一个好的科研生态应该是汇聚了大量优秀的学者,给予他们长期稳定的支持,为他们营造开放包容的学术环境。我国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比如北京大学的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正是建设国际一流的人才队伍、提升国际化水平、改进科研环境等方面的成功探索。建设完善好的科研生态是一个长期过程。我国已经走过了从学习、追赶到参与国际前沿的阶段。我们要继续让有志于探索真理的人能够安心研究、自由思考、勇于创新,让更多年轻人有机会成长为世界一流的数学家、科学家,这也是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
科学发展从来不是封闭的
对人才问题既要有热情,也要理性
记者:人才的全球流动是科学界由来已久的常态,也是推动知识进步的重要力量。从历史上看,去海外留学归来,在国内某个领域闯出一番天地的事例并不少见。人们迫切地希望王虹和邓煜回国发展,也饱含一种深沉的期待。您觉得我们需要如此急切地呼唤他们归来吗?
田刚:人才的全球流动是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特点,也是科学进步的动力之一。科学的发展从来不是封闭的。历史上,很多大数学家、大科学家都有跨国学习、工作和交流的经历,他们在不同的学术环境中吸收新的思想,形成自己的研究方向,从而作出重要贡献。
数学家需要接触世界最前沿的问题,需要与全球各地优秀学者交流。所以,我们应该用更加开放和长远的眼光来看待人才流动。不能简单地认为一个数学家在海外工作,就与中国的发展完全没有关系。
当然,非常理解大家希望优秀人才回国发展的心情,这是对国家科技发展和优秀人才的关心。我们也需要认识到,人才成长有自己的规律。青年数学家一路的成长,需要有扎实的基础教育,需要严格的学术训练,需要进入国际前沿,需要在合适的环境、不同的学术方向路线中试错和不断积累。
真正重要的问题,不是简单地讨论“回来还是不回来”,而是我们能否创造一个有吸引力的科研环境,让优秀人才愿意回来、能够得到发展,也能够与国际学术界保持紧密联系。我认为对人才问题既要有热情,也要理性。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要做的不是简单地“召唤人才回来”,而是努力建设完善一个让人才愿意来、留得住、能够更好发挥人才作用的体制机制和环境。
人才“走出去”和“走进来”
都是科学发展的应有之义
记者:基础学科的核心价值,在于突破人类认知边界、服务全球科学进步。我们应当树立怎样的人才观,平衡人才全球流动与本土人才培养、国际资源借力与自主创新突破的关系,在交流互鉴、双向互助中培育更多原创性、引领性的科研成果?
田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今天我们身处前所未有的变革年代。发展越是一日千里,越需要抓住“人”这个关键,越需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让更多千里马竞相奔腾”。
我们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最重要的就是要进一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形成实力更加雄厚、规模更加合理、创新能力更强的人才队伍。人才观将大大影响我国未来科技的发展。
我们既要重视人才的国际流动,也要加强本土人才培养。这两者不是矛盾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要继续保持开放,这也是国家一贯的政策。作为数学家,需要进入国际学术前沿,与世界各地的优秀的同行交流,了解不同的研究传统和思维方式。
国际交流与合作会使我们的数学家具有更宽广的视野,也能够更好地参与推动数学发展。同时,我们也必须完善自己的科研环境,延揽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让人才在我们的土地上能发展好他们的事业,有所成就。我们应该既有开放的胸怀,也有发展的信心,人才“走出去”和人才“走进来”都是科学发展的应有之义。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周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