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

老旧小区改造，是民心期盼的事，也是总书记念兹在兹的事。旧房改造、城市更新，是举世公认的治理难题。这道题难在哪？如何寻找更优解？“绣花功夫”应该下在哪里？湖北日报《理论周刊》邀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学广进行解读。

“十四五”期间

湖北持续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累计让18448个老旧小区、282.87万户居民受益

“十五五”期间

我国重点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

对5000个社区进行建设改造

还将推进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

国内外都讲社区

但治理逻辑截然不同

记者：比较看，西方国家大多将社区定位为与国家相对的私域。在我国政治版图中，社区被摆在重要位置。你去了全国、境外很多城市的社区搞调查研究，从全球横向看，从历史纵向看，我国的社区治理有什么特点？

马学广：近年来，我走访过国内外众多城市的新老社区。每到一处，我们不只看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更爱与居民、志愿者和社区工作者围坐畅谈，倾听他们的急难愁盼，见证社区治理的创新实践。社区治理的底层逻辑，就隐藏在这些琐碎而鲜活的日常烟火中。

记得在国外某社区调研时，社区志愿者坦言其治理重心在于维护居民自治，即政府仅负责确立行事规则、划定职能边界和提供公共服务，极少介入社区内部事务管理。而在国内某社区调研时，社区负责人一句“居民家里的每件小事，就是社区的大事”令我印象深刻。两相对比，虽然都是在讲社区，却折射出截然不同的治理逻辑：前者恪守公域与私域的边界，而后者则将主动回应群众诉求视为基层治理的生命线。

西方社区治理逻辑脱胎于其市民社会发展传统，秉承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范式，以及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的“机械团结—有机团结”分野，社区首先是社群组织并扩展为居民生活空间。相比之下，我国社区的形成伴随着快速城镇化、单位制解体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不仅是居民的生活共同体，更是公共服务落地、社会关系协调以及基层矛盾化解的关键治理单元，承载着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桥梁作用。

因此，中国社区治理逻辑并非单纯的行政介入，而是实现国家管理、社会协同和基层自治的有效衔接。社区一端连着宏观的国家制度安排，经由各项政策工具转化为具体的民生服务；另一端连着微观的群众生活诉求，使其成为基层治理的起点。可以说，社区是国家宏观制度与基层微观生活交汇的接口、枢纽和归宿。

随着时代发展，社区的功能已从早期的人员管理与环境维护演进为集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应急管理等为一体的综合平台。现代社区治理所面对的，早已不单是道路、管线、站场、楼宇等物理空间的设施维护，而是如何在有限的空间、预算、资源和权限范围内调和不同年龄、职业与利益诉求人群的共处关系。因此，社区治理的核心绝非简单的“管房子、管空间、管秩序”，而是通过精准服务群众来协调关系、培育信任、凝聚共识。

归根结底，社区治理就是要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落实到每一栋楼、每一座院和每一个家庭，让国家发展的红利转化为群众真切的获得感。

城市现代化不是少数区域的局部现代化

不能让一部分居民被遗忘在时代的角落

记者：上海历史性地解决了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作为一座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现代化大都市，上海用很长时间、投入大量精力，去改善其内部仍不够现代化的生活形态，弥合处于同一城市空间中的生活品质“时差”。从这件事中，我们能够看到什么？

马学广：国际化大都市固然需要高端的产业、完善的基建和耀眼的城市地标，但它又绝不能仅仅表现为更密集的道路或更漂亮的天际线，城市现代化更应传达出人文关怀以及对居民个体尊严的呵护。评价一座城市的现代化水平，既要看它光鲜亮丽的区域，也要看它老旧沉寂的角落；既要丈量其经济发展的高度，更要体察其呵护民生的温度。恰恰是这些容易被忽视的细节，构成了检验城市发展价值取向的标尺，深刻诠释了城市现代化建设“为了谁”的人民底色。

上海持续推进旧区改造、历史性解决“拎马桶”问题，正是笃行“人民城市”理念、建设现代化城市的生动写照。城市现代化绝不是少数区域的局部现代化，更不能让一部分居民被遗忘在时代的角落。“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核心要义在于让发展成果公平地惠及全体市民，努力填平城市内部生活品质的鸿沟。老旧社区不仅仅是砖瓦木石的空间组合，更是社会关系与集体记忆的载体。倘若只追求建筑翻新和资本盈利，原有的社会网络就会遭到毁灭性破坏，导致社区社会资本流失、公共精神涣散和家园认同崩塌。

因此，坚持“留改拆”并举、推行社区微更新，既补齐了民生设施短板，又守护了社区人文肌理，还留住了游子心中的乡愁。解决“拎马桶”这件“小事”，表面上完善了人居设施，实则变革了城市发展逻辑。这既是一项兜底的民生工程，更是一项重塑社会关系的治理行动，最终指向的是让每一位居民都能有尊严地共享城市发展的荣光。

一根晾衣竿的变化

揭示城市治理如何认真端详日常生活的褶皱

记者：这个问题与上一个问题密切相关。总书记此次在上海考察时，从过去居民晾衣服要“伸出一根竹竿”，谈到改造后的生活变化和“共建共治共享”。这样一个十分细微的生活场景，折射出社区治理怎样的逻辑？

马学广：如果说解决“拎马桶”彰显的是人民城市的价值取向，那么一根晾衣竿的变化，则揭示了这种价值取向如何转化为具体的治理行动。过去，居民把竹竿伸出窗外晾晒，是在空间与设施不足条件下的无奈妥协；改造后设置安全便利的晾晒设施，看似只是增加了细微配套，实则标志着城市治理开始认真端详日常生活的褶皱，并对居民真实而具体的需求作出回应。

评价一座城市治理的现代化水平，不应仅看重地标性建筑工程，而应俯身留意居民生活的细枝末节。比如，老人上下楼是否方便、孩子上下学是否安全、车辆停靠是否有序、衣服晾晒是否便利，这些民生细节承载了居民对社区治理水平最直接的感受。

但是，社区治理绝不能止步于满足个体需求，还必须妥善调适个人生活与公共秩序之间的张力。一根晾衣竿，牵动着居民的生活便利，也考验着建筑安全与社区环境的底线；增加停车位，看似是空间规划的技术问题，实则是不同群体争夺有限公共资源的利益博弈；加装电梯，表面上是工程改造，背后却要精细权衡高低层住户之间的成本分担与权益得失。

由此可见，社区治理真正的深水区，往往不在“物”的改造，而在“人”的协调；最难的从来不是图纸上的施工方案，而是现实中各方共识的达成与规则的塑造。

这正是社区“共建共治共享”的深意所在：“共建”旨在打破社区治理政府“独角戏”的权力运作方式，汇聚居民、物业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参与；“共治”重在通过多元利益主体充分协商，找到各方诉求的最大公约数，缔结共同遵守的家园契约；“共享”则不仅是分享社区治理成果，更是让居民从“旁观者”转变为“合伙人”，共享表达与协商的权利。这深刻折射出社区治理的两大转向：从单纯管理物质空间，迈向同步协调社会关系；从主要依靠行政推动，迈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这绝不意味着政府“退场”，而是要求其更好地扮演组织者、协调者和规则供给者的角色，将分散的力量拧成一股绳，真正实现“自己的家园自己建，自己的事情自己管”。

一根晾衣竿，就这样轻盈地折射出“人民城市”理念的万千气象。它启示我们，社区治理既要敏锐捕捉那些“不起眼”的民生小事，更要善于将小事背后的多元诉求有效组织、妥善协调。社区治理的最高境界，不仅是环境的整洁有序，更是让每一位居民都能从中感受到便利、尊严和实实在在的获得感。社区治理这根“绣花针”穿引的绝不只是环境与设施的丝线，更是人与人之间那份弥足珍贵的信任与温情。

超越单纯的“甲方—乙方”思维

构建起透明、互信、可协商的新型合作关系

记者：据中指研究院统计，2024年至2025年，全国TOP50品牌物业在管项目主动撤场率同比上升37%，其中住宅项目占比超过八成。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关于“物业管理”还是“物业服务”的讨论也引发广泛关注。从生产关系和基层治理的角度看，这些现象反映出哪些值得重视的新问题、新变化？

马学广：物业企业主动撤场的现象，折射的不仅是行业经营的波动，更是社区内部权责、利益与服务供给方式的深层调整。

我国物业管理制度发轫于20世纪90年代的住房市场化改革，早期旨在解决社区“从无到有”的专业化管理问题——居民缴费、企业履约，双方依托契约联结，构建起权责对等、边界清晰的双边市场关系。然而，历经二三十年的发展，这种简单的契约关系已难以覆盖日益复杂的治理现实。居民对物业管理的需求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物业管理事务也从维修保洁延伸至加装电梯、停车管理、适老化改造、应急安全防范等兼具市场属性与公共性的领域，面临着“怎样协商、如何决策、由谁负责”的治理命题。

关于“物业管理”还是“物业服务”的讨论，本质上是厘清二者的职能边界。社区既需要“管理”带来的公共秩序，也需要“服务”提供的居民体验，二者缺一不可。当前最应警惕的，是将物业企业异化为“万能治理主体”——如果一味叠加责任而不匹配相应的权限与资源，只会加剧权责失衡。为此，居民与物业企业亟待超越单纯的“甲方—乙方”思维，在契约精神基础之上，构建起透明、互信、可协商的新型合作关系。

突破当前“物业管理”与“物业服务”困境的关键，在于明确物业企业权责清单并健全社区治理协商平台，清晰界定物业管理、政府职能与居民自治的边界，并完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企业及居民之间的协同机制。物业企业的未来，不是责任的无限叠加，而是要从单纯的“服务承包者”转向社区治理的“专业合作伙伴”。把市场服务、公共治理和居民自治的衔接关系理顺，才能实现物业管理的可持续发展与社区治理的良性循环。

一种耐心细致的工作方法

一套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哲学

记者：“绣花功夫”究竟是一门怎样的功夫？在社区治理中，应该如何把这门功夫下到实处？

马学广：从解决“拎马桶”到改善晾晒条件，再到协调物业与居民关系，这些看似零散的民生议题，最终都指向同一个命题：面对利益交织的现代城市，治理绝不能依赖粗放式、“一刀切”的老办法。习近平总书记用“绣花功夫”形容城市治理，正是对新时代社区治理规律的精准画像。绣花讲究看清纹理、找准落点，一针一线皆关乎全局；社区治理亦然，居民身边一件件小事处理得好不好，最终织就了群众对城市治理效能的真实印象。

“绣花功夫”是一种发现问题的能力，要求治理者躬身入局，敏锐捕捉那些容易被宏大叙事遮蔽的民生细节，如老人上下楼方不方便、孩子有无活动空间、设施损坏能否及时维修，这些都是社区治理落针的“针眼”。同时，它更是一种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的方法论。不同社区的人口结构与主要矛盾千差万别，精细化治理绝不是程序的烦琐叠加，而是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分清轻重缓急，做到“一社区一方案”“一问题一对策”，坚决避免简单复制带来的水土不服。

“绣花功夫”是一门组织协调的艺术，不能由任何单一治理主体包办。政府、居委会、物业企业、社会组织和居民各有职责与诉求，真正的功夫在于通过党建引领、民主协商和制度衔接，构建起责任共担、成果共享的治理共同体。落实社区“共建共治共享”，就是要让政府提供制度保障、居委会发挥协调作用、物业企业做好专业服务、社会组织和居民积极参与，携手绘就基层治理的“同心圆”。

“绣花功夫”还是一项立足长远的制度，不能仅凭一时热情，还要有坚实的制度支撑。真正决定社区治理成效的，是权责清单是否清晰、参与渠道是否畅通、利益协调机制是否健全。老旧小区改造的成败往往不在于施工技术，而在于改造前是否听民意、改造中是否有协商、改造后是否有长效维护机制。“绣花功夫”不是灵机一动的权宜之计，而是事前协商、事中实施、事后维护环环相扣的完整闭环。

归根结底，“绣花功夫”绣的是社会关系，织的是治理共同体。它强调以人民为中心，但不等于简单包办；强调精细治理，但不等于程序繁复；强调多元参与，但不等于责任模糊。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不仅要求我们建设现代化的产业与设施，更要锻造与之相匹配的现代化治理体系。社区治理下“绣花功夫”，不仅是一种耐心细致的工作方法，更是一套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哲学——它赋予我们解决具体问题的韧劲，也启迪我们统筹复杂关系的智慧，最终让每一位居民都能在细微处触摸到城市的温度和个体的尊严。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周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