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胡祎

通讯员 李婷 桂歌 实习生 景雁楠 梁思彤

盛夏七月，武汉光谷，热浪蒸腾。盛为芯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一排排光通信芯片在测试设备上高速运转，订单已排至下个季度。而一年前，这家企业还在为贷款发愁。

“专利摞起来一尺多厚，银行却不认。想贷大额，抵押物不足，信用评级又不够。”总经理邱德明回忆道。

盛为芯的困境，并非孤例。全省23.5万家科技型企业和200多万家中小企业，普遍被同一个结构性矛盾所困——企业“轻资产、重技术”，银行风控却“重抵押、轻信用”。一边是企业有技术却缺资金，一边是银行有钱却不敢放，金融供给与新质生产力需求之间，错位严重。

放眼全球，以人工智能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正加速演进。湖北坐拥科技、交通、产业等多重优势，若金融服务无法有效满足科技与产业的发展需求，便可能在这场竞逐中陷入被动。留给湖北的，唯有向深水区突围。

去年以来，一场破解数据增信难点的改革开始“啃硬骨头”。

拆掉模糊的墙

让银行看清企业“庐山真面目”

科技型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难，究竟难在哪里？难在银行看不透它们的真实价值，怕钱放出去打了水漂。信息不对称，像一堵无形的墙，横亘在银企之间。

“打破这堵墙，市场上没人能做好这件事，那就只能政府出手，用改革来补位。”湖北省征信公司副总经理孙涛说。他既是这场改革的参与者，也是见证者。

2025年3月，湖北启动了一场覆盖全省的信用贷款改革。目标群体很大——23.5万家科技型企业、200多万家中小企业，还有1900万农民。改革的初衷很朴素：让那些从来没贷到款的企业，拿到第一笔钱；让那些贷得少的企业，能贷到更多。

怎么改？湖北拿出了三套方案。

第一套，给科技型企业。不需要抵押，不用担保，靠的是企业自身的专利、品牌等知识价值。数据增信，银行看的是企业的“脑子”里装了什么，而不是厂房里摆了什么。单笔最高可贷1000万元。

第二套，给中小企业。这套方案围绕企业的商业价值做文章，搭建了一个“数据增信+财政增信”的新机制。税务、工商、司法等公共信用数据被统一归集到一个平台上，通过模型打分，给企业画出信用“肖像”，再推送给银行。银行拿着这份“肖像”放贷，单笔同样不超过1000万元。

第三套，给农民和农业经营主体。农民靠个人信用价值，农业组织靠农村资产信用价值，直接获得信用贷款。个人最高100万元，经营组织最高1000万元。

“这三套方案，核心都是一个逻辑：用数据说话，用信用换钱。”孙涛说，以中小企业改革为例，过去银行看企业，像隔着毛玻璃看人，模模糊糊；现在把各类信用数据摆到一起，企业的经营状况、还款能力，清清楚楚。

改革的意义不止于放贷。在孙涛心里，他更看重的，是另一层东西：“我们看到通过这套机制，在全社会正在慢慢培育出一种信用生态。企业珍视自己的信用，银行敢于相信企业的信用，最终形成一个真正适合科技和产业变革的金融生态。”

摸着数据画像

画得越来越像

“数据增信”这四个字，听起来干净利落，落实下去却难度很大。

湖北省征信公司，正是中小企业商业价值信用贷款和农民信用贷款两项改革背后的平台运营方，承担着为这些贷款“增信”的关键角色。

孙涛向湖北日报全媒记者回忆刚开始的窘境：中小企业商业价值信用评价模型的第一版设计出来，满分100分，所有参与的企业，最高的只得了38分。38分，离银行肯看一眼的放款门槛，还差得老远。

团队一开始的想法其实很朴素，也带着点天真：银行要看什么数据，就去找什么数据。可真动手团队才发现，核心经营数据企业不愿意给，给了也难以核实真假，而他们能掌握的公共数据，统计口径、更新频率参差不齐。

一时间，“像”画不出来。内部沮丧，外部不解，整个项目一度陷入僵局。

被逼到墙角之后，团队换了思路。不再贪大求全，而是从现有的公共数据出发，能拿到什么就用什么，再辅以商业采买的数据补缺口。同时，他们一家一家地跑银行，坐下来听需求、找共识，模型前前后后调整了4个版本。

最终，他们敲定了四个评价维度：经营基础、经营能力、社会价值、创新能力，并增设一个加分项。

“一家企业到底怎么样，落脚点还是经营能力，也就是真实的经营状况。这些怎么判断？我们重点看企业上一年的纳税经营收入、近两年纳税营业收入增长率、纳税评级。”孙涛说，这些数据不会说谎，比企业自己报上来的数字更可靠。

如今，这套通用模型已经接入全省22家银行。曾经模糊不清的中小微企业画像，一点点清晰起来。现在，已经有超过7万家中小企业通过湖北省中小企业商业价值信用贷款运行平台申请贷款。其中，2645家此前从未获得过银行贷款的“首贷户”成功获贷74.8亿元，占平台总获贷户数的8.84%。

数十万经营主体从改革中受益

撬动3000多亿元用于研发与生产

盛为芯成了改革受益者。邱德明登录湖北科创企业智慧大脑平台，填写专利、研发、人才等信息，一小时后信用评级为A，当天1000万元到账。这笔钱直接进了生产线。

“过去银行看不清的知识家底，现在是认得了的信用资产。”建行湖北省分行行长江文波说。政府还设了风险补偿资金池，给银行兜底。

截至今年6月，全省三项信用贷款累计发放3155.87亿元，惠及近10万家经营实体。其中，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知识价值信用贷款惠及企业数量3.76万家，平均利率2.72%，首贷户数量3956家；（民营）中小企业商业价值信用贷款惠及企业数量约2.8万家，平均利率3.29%，首贷户数量2552家；农民个人和农村资产价值信用贷款惠及农企农户约3.4万家，平均利率3%左右，首贷户数量13020家。

“以前我们的信息获取主要依托地方银行人熟地熟的优势，靠客户经理一家一家跑。”武汉农村商业银行普惠三农金融部总经理李蕙说道，企业的纳税记录、财务报表、公积金和社保缴纳等个性化情况，过去要么通过外部核实，要么靠人工分散采集，回来之后还要逐笔验真，周期长、成本高，基层客户经理要投入很大精力在信息整合上。

改革之后，政务数据与银行系统逐步实现直连。“现在企业相关的标准化信息，我们可以一键获取。”李蕙说，不仅是效率提高了，信息的真实性也有了更大保障，“有了统一归集的数据来源，心里更有底了”。

在农村领域，李蕙感触更深。武汉农商银行是武汉农交所的首家合作银行，一直在探索农村产权抵质押贷款的可行路径。但过去，承包的土地面积多大、林地价值几何、农户有多少机械设备资产，这些信息散落在各处，很难核实，也无法准确量化为授信依据。

“改革之后，这些信息逐步被归集和标准化，农村资产有了转化为信用的基础。”李蕙说。

改革带来的变化最终体现在业务数据上。李蕙告诉记者，截至今年上半年，该行普惠贷款投放量已达到同期的3倍，首贷户数量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

这场改革，正在深刻改变着信贷的逻辑。科技、产业与金融之间的关系被重新梳理和打通。在湖北，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等前沿产业的未来，也因此有了更多值得期待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