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入夏以来，欧洲的高温纪录持续被刷新。法国、德国、英国等欧洲国家接连突破本地气温极值，多国发布高温预警。

高温已成为常态化公共卫生风险，但全欧家庭空调普及率仅约20%，北欧部分国家不足5%，反差强烈。这背后的根源是什么？这场关于“要舒适”还是“要环保”的争议，给欧洲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发展理念等方面带来哪些反思？就此，湖北日报《理论周刊》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王义桅教授。

大多数欧洲民众不是不愿装空调

而是批不下来、装不起、用不起、不敢装

记者：购买和安装空调，一件看上去非常简单的民生小事，却在欧洲一些国家显得困难重重。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大程度上都是媒体报道的结果。这是否是真实情况？国外一些地区给世界的这种“宁可热死也不装空调”印象，背后的复杂原因是什么？

王义桅：总体来看，媒体报道的高温灾情、空调低普及率现状基本属实，但也存在标签化、简单化的叙事偏差。舆论常将其归结为“欧洲人崇尚自然、拒绝舒适、环保自律”，这是一种误读。真实情况是：大多数欧洲民众不是不愿装，而是批不下来、装不起、用不起、不敢装，是多重制度与现实约束下的被动结果，而非主动价值选择。

我们知道，欧洲许多城市拥有百年以上的建成历史，半数住宅房龄超过50年，巴黎、罗马、维也纳等老城被整体划入历史风貌保护区。当地法律严格禁止外立面改动、墙体打孔、悬挂外机等，私装空调最高可处罚数十万欧元并强制拆除复原。公寓安装需经文物部门审批与全体业主投票，一户反对即可否决，审批周期长达数月，往往横跨整个高温季。传统老建筑墙体厚重、无预留机位，结构上天然不适配现代分体空调，从硬件层面锁死了家用制冷普及空间。

在欧洲，空调设备购置、持证安装、后期维保均为高成本的服务。一台普通家用空调购机、安装落地总成本，往往相当于普通工薪阶层一个半月的税后收入。同时，欧洲居民电价是中国的数倍，夏季持续使用空调产生的电费足以覆盖家庭月度餐饮开支，低收入群体、租房群体根本无力承担。叠加欧盟制冷剂环保新规，维保费用持续上涨，最终形成“买不起、装不起、开不起”的三重困境。

长期以来，欧洲绿党及主流舆论构建起“使用空调等于过度消费、加剧气候变暖”的价值叙事，将家用制冷污名化。部分欧洲城市公开宣扬“最好的空调是树木”，将节制生活消费上升为道德高尚的象征。多数民众虽认可空调的实用价值，但在社会舆论、邻里评判、道德负罪感等的约束下，形成自我克制的心理惯性，进一步抑制了家用制冷的普及。

欧洲高端商用暖通技术领先，但资本长期追逐高利润赛道，逐步剥离低毛利的家用空调产业链，本土产能严重不足，零部件、柔性生产线、安装服务体系全面缺位。面对连年极端高温下的爆发式需求，本土产业无法快速扩产，技师、产能、供应链全面短缺，市场供需长期错配。

欧洲整体纬度偏高、夏季气候温和，高温天数极少，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居住习惯均以冬季保温为核心，从未将夏季防暑、家庭制冷纳入刚需配套。长期温和气候塑造的生活模式、城市基建、公共服务体系，在全球变暖加速背景下迅速失效，形成严重的现代化适配滞后。

也就是说，出现“宁可热死也不装空调”的现象，是基于历史建筑保护制度形成的刚性物理壁垒、经济成本构筑起双重民生门槛、环保政治正确形成的无形道德规训、产业空心化造成的极端场景供给失能，以及气候惯性与城市规划的历史路径依赖等多重因素。

2003年的欧洲特大热浪

本应成为高温治理体系升级的转折点

记者：欧洲的极端高温天气，并不是只发生在最近一两年。2003年，一场席卷欧洲的罕见热浪，仅法国就有超过1万人在酷暑中丧生。面对这种气候情况，欧洲各国是否建立起了前瞻性的高温民生保障体系？

王义桅：2003年欧洲特大热浪已造成万人死亡，本应成为欧洲高温治理体系升级的转折点，但二十多年过去，欧洲始终未能构建起适配极端气候的民生保障体系，根源在于治理结构失衡、制度机制僵化、发展理念错位。

气候治理长期“重减排、轻适应”，存在严重结构性偏科。欧盟《绿色协议》等顶层制度高度聚焦中长期碳中和、工业减碳等指标，将减排视为唯一核心政绩，却长期忽视极端天气的民生适应、风险防范、公共兜底等工作。对于高温防护、城市降温、老旧住宅改造、公共避暑空间建设等，欧盟缺乏统一规划、专项预算、强制标准，各国内政标准碎片化、应急体系分散化，形成“重宏大气候目标、轻当下生命保障”的治理错位。

西式选举政治与碎片化治理，长期制约民生基建投入。欧洲多党制衡、四年左右选举周期，导致政客普遍追求短期选票效益，回避跨周期、高投入、慢回报的民生工程。电网升级、老城改造、民居适配、防暑体系建设等，投入大、见效慢、红利滞后，难以成为竞选亮点，长期被搁置。同时，欧盟统筹权有限，建筑规范、城市管理、社区治理等属于成员国地方自治范畴，欧盟难以统一强制推进改造升级，顶层政策难以落地基层。能源政策更是自相矛盾：一边抬高电价、严控居民能耗，一边不提供低成本、普惠性降温方案，让民生刚需与碳治理政策直接对冲。

极端化的环保认知与错位的社会文化逻辑。欧洲先工业化、后反思生态问题，形成了“克制物质消费等于道德高尚”的线性环保认知，最终走向教条主义。将民众抵御高温、保障生命健康的基础生存需求，简单等同于奢侈消费、气候破坏，让环保教条凌驾于生命权、生存权之上。同时，欧洲社会治理强调个体权责、私有产权、集体表决等，公共兜底思维薄弱。住宅外墙、公共空间属于共有产权，微小民生改造都需全员同意，决策效率极低，难以形成统一、快速的民生应急机制。

城市基建体系严重滞后于气候变局。欧洲大量电网、城市基础设施建成于半个世纪前，设计负荷适配温和气候与冬季供暖模式，完全没有考虑夏季集中制冷、极端高温负荷。数十年缺乏前瞻性、系统性升级改造，在全球气候剧变面前，老旧基建体系全面暴露脆弱性。

单一、绝对化的西方低碳标准

无法适配全球多元气候、多元发展国情

记者：此轮欧洲空调困局将给欧洲各界带来怎样的信号或者预警？客观来看，会在治理结构、制度机制、发展理念等方面带来怎样的反思？

王义桅：长期以来，欧洲绿色低碳话语拥有强大舆论与道德主导权。但连年极端高温、大量超额死亡、民众被迫高价抢购外来制冷设备，让普通民众直观感受到：僵化的政治正确、教条式的环保约束，正在牺牲普通人的生命健康。精英层面的叙事理念，与普通民众的生存需求严重脱节。民众嘴上认同低碳理念，行动上却主动突破规则，标志着西方长期主导的禁欲式环保叙事失信，社会价值共识出现裂痕。

欧洲政界长期将碳减排、绿色约束作为核心政绩，却忽视民生保障、风险适应、弱势群体兜底。精英阶层享受现代化舒适生活，却以环保名义约束普通民众基本民生，严重的双重标准大幅削弱政府治理公信力。绿党极端环保主张热度回落，社会倒逼政策回归务实：气候治理不能只有指标、没有温度，不能只重减排、不重民生。

过去数十年，欧洲长期向全球输出“克制消费、低物质欲望、禁欲式低碳”的发展模板，动辄指责发展中国家电普及、工业升级增加碳排放。欧洲自身的高温民生危机充分证明：脱离发展阶段、脱离民生现实、违背人类生存规律的环保模式不可持续。单一、绝对化的西方低碳标准，无法适配全球多元气候、多元发展国情，其所谓现代化范式正在失去说服力。

我认为，欧洲治理应完成四大深刻转型。气候治理从“重减排、轻适应”转向“减排与适应并重”，确立生命优先、民生优先底线；打破选举周期桎梏，建立跨周期、跨党派、跨区域的公共基建长效投入机制；摒弃一刀切道德化环保，建立分层、分类、差异化的绿色治理体系，区分精英消费与民生刚需、区分奢侈耗能与生存耗能；反思去工业化、金融化发展模式，重塑基础民生产业体系，提升社会极端风险自主保障韧性。

真正的现代化，不是教条的指标

而是惠及人民、适配时代、可持续包容

记者：空调发明于美国，最初不是给人吹的，而是给机器吹的，控制工厂湿度，现在成了亿万人在炎炎夏日里能够安然入眠、高效工作、享受生活的重要帮手。在这个意义上说，空调是现代化、工业化的象征。透过空调普及度差异背后的复杂性，能否让我们对什么才是“现代化”有更透彻的认识？

王义桅：空调从工业温控工具演进为全民民生必需品，是现代化最朴素、最真实的标尺。现代化最终要看是否惠及人民、是否适配时代、是否可持续包容。

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到今天，在现代化的立足点上，由资本逻辑主导的特征日益明显。资源配置、产业布局、公共规则优先服务资本收益，低毛利、高投入、普惠性的民生产业被资本抛弃，民生舒适成为阶层特权，现代化成果分层割裂、分配不均。

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往往是先破坏、后忏悔，最终走向极端对立思维，将人类合理生活需求与生态保护对立起来，以限制民众生活代替治理污染、升级技术。

在发展权上，西方发达国家完成工业化后，垄断现代化红利，构建双重标准：自身享受百年现代化舒适生活，却要求发展中国家克制基础消费、牺牲发展权利，形成特权式、排他式现代化。

在城市治理上，西方存量城市治理过度拘泥历史规制、固化产权约束，面对全球变暖等新变局缺乏动态调整能力，制度僵化、适配滞后。

在风险保障上，西方现代化更多依靠个体自主应对风险，公共兜底薄弱，极端天气下民众只能高价自救、被动承压。

一台空调，映照的是现代化的成色与温度。在全球气候剧变、治理体系重塑的今天，真正的现代化，不是教条的指标、精英的特权，而是全体人民可感可及、安全可靠、可持续的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