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嘉宾
葛剑雄
复旦大学文科特聘资深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馆长
长江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顾问
要高度重视气候变化
但也不要认为人类面临末日，用不着这样
记者：我们注意到，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全球一些地方深受影响。您是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多年前，就曾针对气候问题谈了许多认识。有的认识，与科学界的一些观点不同。当前气候问题与历史上的气候波动有什么不一样？对此，您有新的思考吗？
葛剑雄：我认为，到目前为止，全球气候变化仍处于历史上曾出现过的正常波动范围之内。至于最近100年来的地球气候变暖，这是客观事实。但问题在于，人类用仪器观测气候的历史不过200年。
我们曾发动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从中国古籍中搜集了两万多条材料，用于联合国气候变化研究子项目，用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为全球气候模型提供长时段参数。
根据我们的研究，中国现在的气温，既没有到我国历史上最冷的时候，也没有到最热的时候。中国从古至今，最冷的时期，年平均气温比现代低3℃；最暖的时期，年平均气温也比目前高2℃—3℃，那个时候，在河南安阳一带还生活着水牛和大象等喜暖动物。
当下普遍认为，近年的地球变暖主要源于人类活动。在局部地区和短期内，这是事实。但为何在人类活动还没有那么频繁的时期，地球本身的气候仍然会发生变化？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目前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可能性主要有三种：地球本身正在变暖，人类活动加剧了这一趋势；地球本身并未变暖，完全是人类活动导致升温；地球本身可能正在变暖，但变暖幅度尚不及人类活动的影响，一旦超过人类活动的影响，地球将进入显著变暖期。
仅凭温室气体理论，恐怕还难以解释很多事实。比如在商朝时期，中国人口稀少，根本没有工业，更谈不上大量排放温室气体，为何当时气候依然温暖？研究人类活动固然重要，但有没有针对地球本身气候演变规律的系统研究？
中国是一个多纬度的大国，有足够的地理回旋余地。当初黄河流域气候宜人时，长江流域相对湿热；等黄河流域转冷，长江流域反而变得适宜。
地理学家早有预测：未来三四十年，中国北方将重新进入湿润期。这一预测目前已被验证——近年来北方降水量显著增加。我去内蒙古、新疆调研时发现，那些过去年降水量仅有100多毫米的地区，如今普遍增至200毫米甚至300毫米。
近年来，毛乌素沙地、库布齐沙漠和塔克拉玛干沙漠等，能够实现“锁边”治理，有人工植树造林的巨大功劳，但还有一个因素其实是降水量的增加。
我在《未来生存空间·自然空间》这本书里就提过：不能无忧，不必过虑。我们当然要高度重视气候变化，但也不要认为地球正走向毁灭、人类面临末日，用不着这样。
处在温带的大河，才能诞生复杂的文明
黄河、长江两大文明的交相辉映孕育赓续中华文明
记者：人类的生存繁衍无不倚赖天气、气候和水资源环境，人类活动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也随其调整。我们知道，古代文明主要诞生在大江大河流域，如何理解气候问题在人类文明历程中的位置？
葛剑雄：世界上的重大文明，都依托大江、大河或海洋而形成。然而在今天的世界大国中，只有中国同时完整地拥有两条世界级的大河。
尼罗河滋养了埃及，但埃及只拥有其中下游；印度河、恒河虽哺育了南亚文明，但流域分属多国。黄河、长江，从源头至出海口，都位于我国境内，历史上很早就完全纳入中原王朝的管辖范围。且这两条河都位于北温带。
我们在研究河流文明时，最初并未注意到这个问题，认为大江大河本应该产生这个作用。后来我们发现，只有处在温带的大河才能够发挥作用。
亚马孙河流量位居世界第一，远远超过黄河、长江，但并没有产生复杂的文明。目前，亚马孙河流域仍然有很多地方人难以进入，更不用提在那里生存发展。主要就是因为它处在热带。热带的文化不可能产生多样性，很多都比较单一，有些地方并不是人生存的最佳环境。另外，在寒带附近，俄罗斯的几条大河，中下游都处在永久冻土地带，有些地方到目前仍未开发。
而且，长江和黄河有的地方距离比较近。尤其在下游，许多河段基本平行，通过三方支流很容易进入另一个流域，来进行人流、物流交通。因此，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过程，离不开这两条大河所具有的先天条件和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这在世界文明史中独一无二。
另一个重要前提是，从一万年到五六千年前，无论在哪里，当时的人类生产力都非常有限。先民在那时没有工具，直到后来有了石器，才开始具备生产能力。在这个前提下，他们对自然地理环境的依赖是绝对的，自然地理环境起到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
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气候。地形、地貌、海岸线、土壤和植被等，虽然也在变化，但是变化速度相对较慢。气候的变化相对更快，所带来的影响也更显著。
据竺可桢等气象学家研究，距今6000至4000年前，黄河流域的年平均气温比今天高出约2℃，降水充沛。在这样温暖湿润的条件下，农作物甚至无须人工灌溉，人类也更容易生存繁衍。而当时长江流域气候过于湿热，植被过于茂密，许多地方类似于现在的热带丛林，且地势低洼潮湿，传染病流行，虽然不乏一些小气候、小环境比较特殊的地方，但总体不如黄河流域适宜人类生活、早期生产。
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大约在10万年前，分别从北面、南面进入的。当时的人类没有一点地理信息，所以他们的迁移都是不自觉、盲目和无序的。之所以能够找到最合适的生存环境，并非具有完整的地理信息或者高超的选择能力，这些都是经过无数次试错形成的结果。
相比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更靠近外来文明传入的方向。青铜冶炼技术、小麦栽培技术、黄牛与绵羊饲养技术等，均由西亚、中亚传播而来，首先抵达黄河上游或蒙古高原，再沿黄河南下。中国境内最早的青铜器发现于新疆西部，传到中原需要时间，而传到江西、湖南则更晚了一两百年；三星堆的青铜冶炼技术也是通过中原传播过去的，晚了四五百年。
因此，我们先民中的一些人，很幸运地迁入了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中比较适合人类生存的小环境。距今四五千年前以来，气温总体开始下降。
随着气候的变化，距今3000年以来，黄河流域不如长江流域温度适宜。随着气温逐步变冷，黄河流域总体气候条件寒冷干燥，而长江流域变得温暖宜人。
因此，黄河文明不可避免地衰落，主要因素是气候变冷。尽管总降水量减少，但集中在每年的夏秋之交的暴雨，会对黄土高原造成剧烈冲刷。此外，人类的开发对水土保持带来不利影响——一片荒地或草地并不容易产生水土流失，如果人工翻腾土壤进行栽培收割，一旦发生暴雨，就会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
中国统一王朝的首都曾经都在黄河流域，包括长安、洛阳、开封等，政治中心所在地也是战争动乱的根源。“天灾人祸”共同造成了黄河流域人口多次南迁。黄河流域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地区，丧失了大量人力资源和各类人才，而长江流域相应得到了补充。文化需要依靠人传播，在没有各种传播媒体的情况下，人口流动是文化传播的唯一途径。南宋时期，经济中心完全转移到长江流域。明清以来，中国的文化中心也相继涌入长江流域。
中华文明非常幸运，我们拥有黄河、长江两条母亲河。长江流域随着气候变得更加适宜，生产力逐渐发展。长江文明的兴起，在近代有了新的有利条件。先进的文明包括制度、科学技术等，首先在沿海地区取得进步。
当时，长江始终作为全年通航的黄金水道，而黄河早已断航。相应地，长江沿岸地区也成为相对发达的地方。自近代以来，上海、南通、镇江、南京、芜湖、安庆、九江、黄石、汉口、沙市、宜昌、万州、重庆、宜宾等地，成为相对发达的大中型工矿城市、商业城市和交通枢纽。当前，我国一大重要战略就是建设长江经济带。
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必须放在黄河、长江两条大河中去研究，这便是中华文明的特点。由于长江与黄河交相辉映、共同繁荣，才保证了中华文明的长盛不衰。
现在有些研究人员，在考虑自然条件或者气候条件时，往往不考虑宏观方面，只考虑微观方面。气候变化下黄河长江两大文明的交相辉映，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
我们整体上的抗灾能力增强了
对自然因素的敏感性也更高了
记者：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对农业、工业、交通、能源乃至供应链的冲击似乎越来越直接、越来越剧烈。气候变化的影响似乎已从遥远的“环境议题”，变成了我们生产生活中“绕不开的约束条件”。从宏观视角来看，气候变化对生产活动的影响是否正在呈现系统性扩大和深化的趋势？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葛剑雄：影响当然是很明显的。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三四年前我到内蒙古考察，到了响沙湾5A级景区，这里本身是沙漠景观，却雇了300个工人来除草。原因是，这个地方过去不下雨，现在雨水多了，沙漠里竟然长起草来了。如果游客坐在观光车上看到全是草，这还叫什么沙漠？更麻烦的是，滑沙项目因为草长出来了，滑下去有阻力，根本滑不动了。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景区，气候一变，它就会受到影响——多雇300个人，相当于增加了一大笔工资支出。
今年6月中下旬，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遭遇了一场罕见暴雨，并引发了洪水。降水增加本身是好事，但原来的道路、基础设施，从来没考虑过防洪。洪水一来，路就被冲毁了。这就是问题所在。
现代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特别是交通设施和通信网络的完善，一方面，我们整体上的抗灾能力确实增强了；另一方面，我们对自然因素的敏感性也更高了。
比如，有一年，北方某地高铁、火车突然全都停了，也没有台风暴雨，后来一查，原来是大风把塑料袋吹起来，挡住了信号灯。高度的信息化条件下，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网络都会受影响。
从这个角度讲，气候哪怕是很微小的变化，有时都会影响到经济。特别是突破常规的变化。比如今年夏天欧洲高温，法国一下热得不行。本来欧洲大部分地方不用空调，像大英博物馆就没有空调，夏天最热时顶多放个小风扇。现在突然高温一来，中国生产的那些简易装配、不用打洞的空调，一下子就供不应求了。气候就是这么影响经济的。
如今，我国北方发生洪水已不稀奇。降水量增加本来是好事，但我们的经济活动方式就得跟着调节。对各个产业而言，特别是农业、交通、旅游，都要密切关注气候变化。
相应地，现在的天气预报精确度在提高。天气预报并不是想做就能做出来的，也要靠新技术。比如，我们可以通过高速计算机运算，解读卫星云图。以前运算速度太慢，数据来不及处理；现在有了大容量高速计算机，就可以做到了。许多国家最大的计算机，很大一部分功能就是用来做天气预报。
但像台风这样的突发状况，我们到现在还没办法精确控制，因为它涉及的变量太多，很多因素还无法规范化，所以台风预报往往比较滞后，而且很难做到精确。至于地震，到目前为止，能做的是提前预警，一个是不够精确，另一个是预警时间很短，长的可能几十秒，短的只有几秒钟。但有总比没有好，我们一直在努力。
对自然历史的态度应是扬长避短
不要总想着“人定胜天”，非要去改变它
记者：中国拥有复杂的地形结构和辽阔的国土空间，能否在未来气候变化中构成一种天然的“缓冲”或“调节”机制？它能否为产业布局调整、农业种植迁移提供足够的回旋余地？
葛剑雄：气候变化也好，人类各种活动也好，都有一个幅度范围。在这个幅度以内，基本上没什么影响；一旦超出了这个幅度，就需要去寻找新的空间。在这方面，中国的回旋余地是比较大的。
比如，有些沙漠，在古代并不是沙漠，是后来沙化的。沙化了怎么办？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人为改造它；但如果回旋余地足够大，也可以暂时先放弃这些地方，转移到更深处去开发。再比如，海平面升高，总体来讲是一种破坏，但在局部地区，有的港口本来水深不够，海平面升高了，水深条件反而变好了。
可见，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人类对自然历史的态度，应是扬长避短，不要总想着“人定胜天”，非要去改变它。
有些沙漠如果实在“堵不住”，那就换一种思路，到其他地方去想办法。另外，在现有的条件下，充分利用好每一份资源。最典型的例子是以色列。以色列缺水，这是先天条件决定的，避免不了。那怎么办？就在水的利用上做文章——一开始把漫灌改成喷灌，后来又把喷灌改成滴灌，每一滴水都直接滴在植物的根部，一点不浪费。以色列的条件那么艰苦，现在不仅能出口蔬菜花卉，还能出口最先进的节水技术。
更进一步，海水淡化技术也在发展。一开始成本很高，现在海水淡化的成本已经跟生产自来水差不多了。这样一来，水资源就更加丰富了。
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是相对的，有的可以相互转化，有的可以用新思路来解决，有的要靠技术进步。但无论如何，顺应地理条件，永远是最节约、最高效的办法。
我们讲经济全球化，本质就是经济要素的最合理配置。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也就是要在中国实现要素配置“全国一盘棋”——在最合适的地方生产，因为那里的环境条件最好。
比如，现在很多算力中心都转移到贵州去了，为什么？因为贵州气温相对较低。大型计算机运行起来，光是冷却用水就消耗巨大。放在贵州，就能大大节约成本，而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数据传输受距离影响越来越小，这就是因地制宜、合理利用。
对新能源的利用，最近大家可能注意到，很多地方在建抽水蓄能电站。因为太阳能只有白天才有，发的电要储存下来成本比较高，不用的时候白白浪费，到了用电高峰又不够用。抽水蓄能就是利用电力充裕的时候，把水抽到高处，等到用电高峰，再用水的势能来发电，起到调节作用。
还有太阳能，我们一般是把光直接转化为电能。但在敦煌又建了一种新的发电站——熔盐塔式光热电站，和常见的光伏发电站原理不同，不是直接转化，而是用大量的镜子把光聚焦在一个大锅炉上，先生产蒸汽，再用蒸汽发电。
我们现在有各种方法、各种形式，可以充分利用各种条件。这就是我所讲的——不能无忧，但也不必过虑。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常少华 周磊 见习记者 刘少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