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地区崛起是个区域经济学问题。它是在各区域经济发展中相互界定的，形成了相对于其他区域的本地区特色，以及因这一特色所产生的特定经济发展方式。

中部地区曾是我国传统农耕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又是中国现代工业经济萌发最早的地区，至今仍处于二元经济结构向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代表的一元化转变过程中，突出表现为相对于占全国25%的人口，中部六省GDP总量只有全国的20%左右。在这个意义上，推动中部地区崛起既是中部发展的需要，更是防止中部塌陷的必然，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

全球产业链重塑未按美国所预期的方向进行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的超大规模性

中部地区除国内周边区域发展对其有影响外，更深刻的影响来自世界格局的变动。

在清末“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传统中国的塞防问题变成海防问题，而海防与塞防安全的交织，肇始了“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的工业化。湖北领风气之先，有了“汉冶萍”，武汉由此成为制度创新的中心，成就了武昌首义。

二战结束后，世界形成了冷战格局。囿于当时的国际条件，中国只能一边倒地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其中东北、西北地区最为典型。随着冷战的缓和、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日益暴露，和平与发展成为新的世界主题，中部地区又“春江水暖鸭先知”，安徽凤阳小岗村率先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启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打开了通过农村工业化实现城市化的现代化道路，成就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当前，世界又一次来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取代以“世界是平的”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安全至上的地缘政治经济竞争再次白热化。八年前，美国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试图通过“脱钩断链”将自身的经济规模做得更大，让对方的经济规模变得更小，除了吸引产业回流美国外，还希望产业转移到离美国近一点的“近岸”或者美国盟友的“友岸”，以减小西方世界经济对中国的系统性依赖，亦即通过“去中国化”来实现“去风险化”。这一全球性的产业布局调整，中部地区当然受到影响。

然而，八年来，尽管有一些企业和产业迁出中国、迁向海外，但并未全然迁到美国所预想的“近岸”和“友岸”，而是集中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据统计，随着中欧班列、跨境电商等新型贸易形式的快速发展，2025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6.3%，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51.9%，且还有增长趋势。同时，中东国家对华投资增长尤为明显，从而直接带动着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

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中间品贸易的增速高达13%，不仅高于全国平均9.5%的增速，而且在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贸易中占比已达58%。中间品贸易是产业链内的贸易，其快速增长意味着以中国为基础的产业链正在“一带一路”上显著扩大和延伸。

为什么全球产业链重塑并未按美国所预期的方向进行？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的超大规模性。中国是联合国工业目录上产业最为齐全的国家，形成了规模巨大的完整工业体系。中国有二百多种工业产品位居全球产量第一，其中，百余种产品尤其是基础工业产品，比如钢铁、电解铝、石油化工等，具有压倒性优势。而这些基础工业产品，对传统工业与高新产业而言都是必需品。从这个角度观察，中国不仅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地理中枢，还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产业链中枢。

“丝绸之路经济带”因自然资源和能源丰富，成为这一产业链的上游；“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因劳动力充沛而加工产业密集，成为这条产业链的下游。由此可见，正在进行的全球产业链调整是遵循经济学比较优势的原则展开的，而不是由地缘政治经济竞争的考量决定和主导的。当下进行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不仅因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超大规模性而不受世界大变局的左右，反而因中国经济这一独特的竞争优势而影响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形成。这还是中国近代以来的第一次，显示着中国经济崛起的世界意义。

中部地区具有经济超大规模性的天然潜质

是实现内循环的关键地带

中国经济超大规模性带来的世界影响，要求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并实现稳定维持的局面，中国的对外开放由此从要素流动性开放走向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为代表的制度性开放，做强做大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也随之凸显。

我国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部地区具有经济超大规模性的天然潜质，是实现内循环的关键地带。经济的超大规模性，不仅在于产业体系的完整性，更在于产业链上下游的衔接和产业链之间节点连接所形成的供应链网络。

前者是指将上下游企业无缝镶嵌在一条产业链中，共创一套技术流程，共同摊薄同一产品成本，共享一个现金流，使规模效益越过“企业最佳边界”而持续延伸。后者是指供应链网络的各节点可以相互耦合、相互迭代而具有“自组织、自生长”能力，从而可以持续创新，网络规模越大，节点越多，结构越复杂，创新成功的概率就越高，新产品新产业涌现的可能性便越大。中国光伏、电池、新能源车等“新三样”产业的突飞猛进就是代表。

超大规模性是中国经济韧性的底色和经济活力的来源。中部地区人口众多，加之南来北往的流动人口，各类人群的收入变化和需求偏好所产生的市场机会，造就了从传统农耕到现代工业多样化并存的产业生态，也形成了从小乡村到大城市层次丰富的地理结构，只要有适当的外部契机和恰当的制度创新，就可以将这一超大规模性潜质转变为现实的产业链优势。

上世纪80年代初，李崇淮教授就提出了振兴武汉经济的“两通起飞”建议，其含义就是抓住改革开放的历史契机，乘势而上深化改革，搞活包括电信和运输在内的交通以及包括物流和金融在内的流通，在带动工业的同时，凭借九省通衢的地理区位优势，内联华中、外通海洋，推动中部地区经济发展。

今天看来，这一建议仍具有启发意义。事实上，新的历史契机正在产生：贯穿共建“一带一路”产业链的蓬勃发展，促使中部地区由欧亚大陆岛的地理中枢转变为产业中枢。由此，除巩固和发展传统粮食生产基地和能源原材料基地外，还要打造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相应地需要建设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

共建“一带一路”陆海共济的新形势，呼唤中部地区更大规模更高层次新的“两通起飞”：在交通方面，要求中部完善“米”字型高铁网以及普速铁路、高速公路网络，加强长江黄金水道建设，统筹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内河航运联动发展；在流通方面，要求中部地区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作出表率，拆除区域壁垒，统一监管标准和行政司法规则，升级内陆开放平台，深度对接共建“一带一路”与RCEP，推进内陆高水平开放。

由产业“链式跃升”推动的开放

是内生的自觉自主的开放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部地区不仅发展了经济，也积累了“通则不痛”的改革经验，以制度创新为上，以改革疏通痛点、重塑机制，从而开拓新的发展空间。

在这方面，中部地区已经创造了不少范例，其中一例就是“跨省联合收割机作业”。中部六省是粮食主产区，“三夏”是农村工作的重要环节。其中，夏收又是痛点。借助移动互联网和手机的普及，有关方面相互协同，创新了制度安排，跨省组织联合收割机共同作业，消解了农户繁重的收割劳作，降低了农户的机会成本，增进了收割机户的规模效益。依此，可以想见，如果农作物可以一年几熟，联合收割机跨省作业便可以全年无休工作，其固定成本将会被持续摊薄，边际成本持续下降、边际收益持续上升，报酬递增式的超大规模性经济性质便因此涌现。

同类案例也出现在近几年中部地区“一县一品”的乡村经济建设上。各县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方式集中力量培养一个产品，利用直播或电商平台等新技术直接面向全国销售。如果全国1%的人口消费该产品，就是一千四百万人（相当于一个中小国家市场），足以培育一个与此相关的产业链条。河南平舆的户外产品、湖北潜江的小龙虾、江西信丰的脐橙，以及湖南浏阳的黑山羊产业，就是其中的典型范例。随着产业链的延伸，产业在下沉，产品更加细化、风格化到“一村一品”。依此推理，若是推动制度创新，使更多的县能利用产业外包的形式生产中间产品，便可直接嵌入全球产业链，通江达海，走向世界。

这些案例揭示了一个道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按经济规律办事，就会产生将中国经济超大规模性潜力焕发出来的制度创新。一旦这种制度创新在中部率先成为常态，中部的产业发展则不再是“梯度承接”而是“链式跃升”“集群发展”，中部的对外开放也不再是以往由外向内的通道式开放，而是由内向外的制度性开放。

简言之，由产业“链式跃升”推动的开放，是内生的自觉自主的开放，是“由里及表”基于超大规模性经济发展规律的自然展现。在这个意义上，中部地区崛起，“何以解忧”，唯有改革。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常少华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