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这场堪称人类奇迹的壮举中，四渡赤水是其中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传奇。

正在热映的电影《四渡》，聚焦红军长征时期的四渡赤水战役，再现3万红军突破40万敌军围追堵截、完成战略转移的经典战例，在展现战略智慧的同时，也呈现革命历程中的抉择与牺牲。

要读懂四渡赤水的胜负逆转与重大意义，得从遵义会议讲起。遵义会议是作为长征、作为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载入史册的。这场在红军严重受挫情况下召开的重要会议，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湖北日报《理论周刊》邀请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主任蒋建农进行深度解析。

一贯自谦和审慎的毛泽东

未必说过四渡赤水是其军事生涯“得意之笔”

记者：长期以来，坊间流传着“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军事生涯得意之笔”的说法。您长期从事党史研究，如何看待这一说法？

蒋建农：四渡赤水首先是一次战役，同时也是红军长征的一个历史阶段。所谓“四渡赤水时期”，即自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离开遵义到5月9日全军渡过金沙江，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战场主动权，长达100多天。四渡赤水实际还包括南渡乌江、巧渡金沙江，构成一个完整的战役行动。

坊间一直流传着毛泽东称四渡赤水之战是他军事生涯“得意之笔”或“神来之笔”的说法。我们在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毛泽东口述史料的搜集、校勘、整理与研究》时，从毛泽东本人已经公开的著述、讲话中，辑录了他关于长征的论述70余则2万多字，却没有发现这一说法。有的文章说是毛泽东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谈的，我们翻阅蒙哥马利的回忆录《三大洲》和《毛泽东文集》第八卷（载有1960年5月27日毛泽东会见蒙哥马利的谈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五册（新版，内有毛泽东关于蒙哥马利三个文件的批语），以及1961年9月23日、24日毛泽东会见蒙哥马利时的参加者熊向晖的回忆录，也没有发现这样的记载。

在毛泽东数以千万计的著述中，虽然不乏抒发赢得战场胜利豪迈之情的诗句，但从未见到他赞誉自己指挥某次战役获胜的文字，反倒是有检讨自己指挥失利的记述。比如他在党的八大上说：“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这反映出毛泽东一贯的自谦和审慎。

提出这个疑问，绝不是要贬低毛泽东指挥四渡赤水战役的军事韬略和四渡赤水之战的重要意义。相反，遵义会议后的四渡赤水之战是决定党和红军的命运之战。

形势之危急、问题之复杂、压力之巨大、任务之艰险

在毛泽东的军事生涯中可以说是空前绝后

记者：虽然毛泽东并未赞誉过自己在四渡赤水中的军事指挥，但是把这场战役视为毛泽东军事生涯“得意之笔”，已成普遍的共识。四渡赤水战役的艰巨性与伟大历史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该怎么理解它承接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的特殊定位？

蒋建农：这一战，双方兵力装备对比悬殊，蒋介石在川黔滇地区调集40万大军，而红军只有3万左右；而且，当时中央红军正处在士气最低落、身心最疲惫、处境最艰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生死攸关的绝地反击。在整个令人窒息和倍感煎熬的战役过程中，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并不是一下子就和盘托出的，其战术安排也是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地调整。不要说红军作战部队的基层干部和普通战士，就是在中央决策层的领导和高级红军将领中，能够完全理解毛泽东战略战术设想的也为数很少。

特别是在当时的危急形势下，客观上也不允许把全局的作战计划悉数告知分路转战的各军团首长。比如对敌情的掌握，当时中革军委二局已经能够破译一些敌军的电报，具体情报只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几个人知晓，并且可以破译敌军电报这件事本身就是最高机密。因此，在来回奔波转战的过程中，多数人产生不安、急躁、疲劳和不解，是很自然的，质疑甚至是责难在所难免。

对于被推到历史大潮浪尖上的毛泽东来说，这场战役则是对其军事指挥才能和军事思想最直接的检验。

从贯彻遵义会议精神方面来看，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面临着如何维系党和红军的团结、如何肃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军事路线的影响、如何把因无根据地依托作战所造成的困难降到最低、如何克服高山大河等恶劣自然环境，特别是如何突破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等一系列严峻情况的挑战。

从军事学角度看，指挥四渡赤水之战不同于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毛泽东领导粉碎敌人“进剿”“会剿”和“围剿”时的战役指挥，而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战役指挥，牵一发而动全身，事关红军的生死和中国革命的兴亡。当时形势之危急、问题之复杂、压力之巨大、任务之艰险，在毛泽东的军事生涯中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反复地调动敌人，将包袱甩给敌人

摆脱长征开始以来被敌人围追堵截的被动局面

记者：具体来看，四渡赤水是在敌我兵力十倍悬殊、红军身心极度疲惫的绝境中展开的，从土城首战受挫到二渡赤水取得遵义大捷，再到最终成功摆脱围追堵截，红军的作战指导实现了怎样的关键转变？

蒋建农：在长征中，夺取军事斗争的胜利是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位的任务。遵义会议前中央红军实现转兵贵州，只是缓解了马上就可能全军覆没的现实危机；遵义会议后放弃以遵义为中心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的计划，改向“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则是彻底摆脱长征以来被动局面的一次尝试。

不幸的是，离开遵义后的第一场激战——土城之战，由于对敌情估计不足，打成拉锯战。从没有完成战役预期的角度来讲，实际上是个败仗。毛泽东果断地指出：“为了打乱敌人的尾追计划，变被动为主动，不应再与敌恋战，作战部队与军委纵队应即轻装，从土城渡过赤水西进。”这次战斗失利后，博古就发牢骚：“看起来，狭隘的经验论者（指毛泽东）指挥也不成。”接着，红军在川南攻打叙永的战斗再次受挫。面对川军、滇军与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已对中央红军形成包围之势，2月5日在叙永石厢子召开的“鸡鸣三省”会议决定暂时停止从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改在川滇边机动。陈云当年就曾指出，遵义会议关于“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的决定，“只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条件上来决定根据地，没有具体的了解与估计敌情与可能，而且个别同志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是过低的估计的，后来由威信回兵黔北而没有达到渡江入川的目的，亦正在此”。

2月8日，中央政治局关于遵义会议的决议正式通过，下达全军。2月16日，在四川古蔺县白沙场，又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联名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系统地阐述新的战术思想。

其一，强调主动进攻，而不再是被动应战，即“新的苏区根据地就是在革命战争的许多胜利中创造起来与发展起来的。和平的创造苏区，完全是一种幻想”。

其二，突出创建新的根据地这一战略任务的决定性作用，所谓“或者是我们消灭敌人，创造新苏区，求得休息扩大的机会，或者说我们不能消灭敌人，长期的为敌人追击堵击与截击，而东奔西走，逐渐消耗我们自己的力量”。

其三，总结并阐述长距离无根据地作战的战术原则，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强调“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其四，重申不能单一打仗，还必须组织发动群众，“为了求得有把握的胜利，我们必须取得云贵川广大群众的拥护”，必须扩大红军，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严肃纪律。

毛泽东一贯厉行的军事原则和作战方针，以及总结战略转移以来的经验与教训所得出的新的战略战术，开始贯彻到全军，部队的精神面貌和战斗力得到大大提高。于是，中央红军出其不意地杀回马枪。1935年2月，中央红军第二次渡过赤水河，进攻桐梓，再占遵义，取得长征以来第一个大的胜利，全军士气大振。

此后，虽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又产生是否进攻打鼓新场的严重分歧，虽然再次遭受鲁班场战斗的失利，但是，随着遵义会议重新确立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日益深入人心，在三渡、四渡赤水和兵临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等战斗行动中，毛泽东把打破敌人围追堵截的现实任务和重建新根据地的既定目标，有机地统一起来。他时而指挥中央红军向北摆出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态势，时而又回头显露出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趋向，巧妙地与强敌周旋，反复地调动敌人，将包袱甩给敌人。

正如陈云10月15日在向共产国际汇报时所指出：“当我们到达贵州时，红军已不再是经常不断地被敌人攻击、四处流窜的部队，而变成一支能战能攻的有生力量。”中央红军终于取得战场主动，摆脱长征开始以来被敌人围追堵截的被动局面，从惊涛骇浪中杀出一条生路，创造出绝境天兵的人间传奇。

经过“四渡赤水时期”的磨合检验

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

记者：我们常说，遵义会议是作为长征、作为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载入史册的。遵义会议确立的党的正确路线，是如何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并形成较为稳定的中央领导格局的？

蒋建农：遵义会议的召开经历了血与火的磨难，有一个酝酿发展的过程。周恩来回忆说：“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张闻天）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

同样，遵义会议精神的贯彻，也有一个坎坷艰难的过程。遵义会议所体现和倡导的实事求是原则（长征时，尚无这样的概括，主要是引用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论断进行说理斗争）最后统一全党思想问题，是在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到延安整风之后才实现的。

而由遵义会议发端，确立正确的组织路线和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确立正确的军事路线和高效的军事指挥体制，以及摆脱战场的被动局面和争得夺取长征的主动权问题，则是在会后的四渡赤水期间逐步落实和实现的。

遵义会议只是补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分工确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看似毛泽东并未担任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职位，但其实，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就坚决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全力推举毛泽东来领导党和红军。他说，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他的倡议得到多数人的拥护。

杨尚昆也回忆：“会上，许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领导全党工作，这是众望所归。但毛主席不愿意，说他身体不好，有病。”这说明自湘江战役后到遵义会议上，推举毛泽东作为危急关头力挽狂澜的领导者，已经成为除博古、李德等极少数坚持己见者之外，全党全军的共同愿望。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领导能力在四渡赤水复杂艰险的斗争实践中得到进一步检验，受到全党全军的衷心拥戴。在遵义会议后更换党中央主要负责人的问题上，周恩来回忆：“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是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于是，在“鸡鸣三省会议”上，以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联席会议的形式，顺利实现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权力交接，标志着中共正确组织路线的确立。

和“左”倾教条主义过去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干部路线有本质区别的是，当时对于被免去总负责人职位的博古，仍保留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并一度任命他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最大程度地促进和维护党中央的团结与统一，从而在极其困难的境地，扭转战局，领导取得四渡赤水战役最终的胜利，并在后续与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期间，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也曾受到过挑战。最著名的事例是关于是否进攻打鼓新场的问题。3月10日，张闻天在狗坝（苟坝）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林彪、聂荣臻关于进攻打鼓新场的建议。到会的绝大多数同志都主张打，只有毛泽东一人反对。他认为已经没有战机，不主张硬啃，强调还是打运动战。双方互不妥协，毛泽东提出如果一定要打，他就辞去一个星期前他在遵义大捷后刚刚被任命的前敌指挥部政治委员职务。这是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毛泽东获得的第一个军事指挥职位。会议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还是要攻打打鼓新场，并果真免去毛泽东的这一新任职。当晚毛泽东仍然对此战的后果担忧，就深夜挑着马灯去找周恩来。经过仔细交流，周恩来同意暂缓发出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命令。

第二天一早，张闻天再次召集会议讨论，毛泽东和周恩来终于说服大家，放弃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因此事触发，毛泽东认为，猴场会议以来每每要通过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联席会议形式讨论决定作战方针的决策机制，不能适应战场形势瞬息万变的情况，他建议成立新的三人小组，全权指挥军事。随后，张闻天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临机决断，全权指挥部队。“新三人团”的指挥机制，虽然也是高度集中的，但因为是在纠正“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军事路线过程中形成的，是贯彻遵义会议正确军事路线的产物，是在充分民主基础上形成的集中。因此，根本有别于长征前“三人团”。

关于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居于核心领导地位，是这段历史所有亲历者的共识。陈云，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他非常清楚地知道遵义会议并没有推举毛泽东担任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职务，但是，他第一时间（几乎是在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的同时）在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报告遵义会议情况时就表明：“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张闻天，遵义会议后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他在遵义会议召开8年后的1943年12月，也就是毛泽东终于正式担任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主席之后，也明确指出：“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邓小平，在遵义会议前夕刚刚再任中央秘书长，他在四十多年后审阅《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时，明确要求删掉原稿中“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领导地位”一语中的“实际上”三个字。他说他当时是党的秘书长，是遵义会议的与会者。会后的行军中，在重要问题上，大都是毛泽东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什么总书记或军委主席，他实际上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

总之，遵义会议端正了党的组织路线，经过“四渡赤水时期”的磨合和检验，在长征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其成员主要是：中央常委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和中革军委主席兼红军总司令朱德、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他们构成长征中党中央的领导集体。陈云在向共产国际汇报时指出，“我们在中国西部的远征之所以取得胜利，首先要归功于党的领导的正确和坚强”。

用遵义会议确立的军事路线协调指挥

各路红军的对敌斗争形势均发生重大转机

记者：您提到，“四渡赤水时期”其实也伴随着遵义会议重新确立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日益深入人心。怎么具体理解？

蒋建农：四渡赤水战役不仅解除了中央红军的危机，而且在战役期间，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努力用遵义会议确立的军事路线协调指挥各路红军，开始加强与其他各路红军的协调和联系，各路红军的对敌斗争形势均发生重大转机。

为了实施遵义会议关于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新苏区的计划，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于1月22日致电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向他们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的主要精神，并要他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2月16日，中革军委致电中央军区、红二和红六军团及红四方面军，重点是告知红四方面军中央已被迫放弃原定北渡长江的计划而改为争取在川滇黔边区“这一广大地区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以与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呼应作战”。由于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根据地转战新区的行动“已若箭在弦上，非进不可”，仍然按照中央1月22日电报要求的行动方向，发动并取得陕南战役和嘉陵江战役的重大胜利，随即创建川西北根据地，造成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的有利条件。

对于原中央苏区，中央书记处在2月5日、13日、23日三次致电项英和中央分局：一是要求他们坚定“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信心；二是“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而目前许多庞大的后方机关部队组织及许多老的斗争方式是不适合的”；三是告诫他们“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是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蛮打硬干，过分损伤自己是错误的，分兵抵御是没有结果的”。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央分局决定所属机关和部队分九路突围，分别到达闽西、闽赣边、粤赣边和湘南地区，深入山区开展和坚持游击战争，保存了革命火种，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南方保留下重要的战略力量。

与此同时，2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战略问题给二、六军团的指示》，分析二、六军团周围的敌情和粉碎敌人“围剿”的有利条件，并指出：“你们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堡垒前进时，集结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的力量是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的活动。对敌人需采取疲惫、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你们主要活动地区是湘西及鄂西，次是川黔一部，当必要时主力红军可以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向川黔广大地区活动。”于是，红二、红六军团成功开辟湘鄂川黔根据地，成为中共在长江以南地区唯一的一块革命根据地。红二、红六军团自身力量也发展扩大到2万余人，成为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之外的第三大主力红军，歼灭和牵制了大量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军。

四渡赤水战役期间，遵义会议精神得到全面贯彻，毛泽东正确的军事路线在无根据地作战的长征路上得到检验，党的组织路线得到完善——形成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坚强有力的领导，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原则得到深入落实，长征和中国革命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周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