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小庆

从我记事起，祖母的眼睛就看不见了。

那两只眼睛灰蒙蒙的，像是蒙了一层旧棉絮。她总是坐在堂屋的藤椅上，面朝着门的方向，阳光漏进来，落在她灰白的头发上。我每次放学回来，还没跨进门槛，她就会先偏一偏头，然后叫出我的名字：“回来了？”

我那时小，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后来才明白，她把耳朵练得比眼睛还好使。我的脚步声、呼吸声，甚至是跑进院子时带起的那一阵风，她都能捕捉到。

她的世界在我出生前就已经缩小了。先是缩小到这座老房子，从堂屋到卧室，她拄着一根用竹竿制作的拐杖，一步一步地量。后来缩小到一把藤椅，她坐在上面，一坐就是一个下午。

她唯一与外界的连接，是一台老式收音机。黑色的外壳，旋钮已经磨得发亮。每天早上一睁眼，她就摸到床头，拧开那个旋钮。先是刺啦刺啦的电流声，然后慢慢转动，找到一个清晰的声音，停下来。那声音就成了她一整天的伴儿。

“奶奶，你看不见，怎么知道谁是谁？”

“听着就知道了。声音不一样，走路也不一样。”

她说得对。她连我的脚步声都能分辨出来——轻的是我，重的是我爸，碎而急的是我母亲。这个世界在她面前关了灯，却把声音调到了最大。

祖母出生于1935年，不到二十岁嫁进这个家，从此没离开过这个村子。她一共生了六个孩子，我父亲是老幺。家里穷，她白天在生产队挣工分，晚上在煤油灯下纳鞋底、缝衣裳。六个孩子的衣服鞋袜，都是她一针一线做出来的。她没有上过学，却认得一些字，会背一些诗。

我问过她：“奶奶，你怎么这么厉害？”她笑了笑，说：“厉害什么呀，就是熬呗。”

小时候父母忙，我与祖母共度的时间更多。她看不见，就用耳朵听我走路、呼吸、翻书的声音。她能分辨出我有没有说谎——“你撒谎的时候，心跳会快。”她说。我不信，她就让我把手放在她心口上，让我听她的心跳。那心跳很慢，很有力，像远处传来的鼓声。

她教我背诗、背三字经，是我记忆中最清晰的画面。她看不见书，那些诗全在她脑子里。她说那是年轻时在扫盲班听来的。她念一句，我跟着念一句。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奶奶，黄河在哪里？”

“很远的地方。”

“你去过吗？”

“没有。但诗里写了，它就在那里。”

我那时不懂，一个从未出过远门的盲老太太，凭什么相信一条河流的存在。后来我才明白，她信的不是黄河，是那些字。

我上中学后就住校了，回去的次数越来越少。每次回去，她都坐在那张藤椅上，收音机开着，正放着一出戏或者一段新闻。听到我的脚步声，她会先伸手关掉收音机，然后脸上慢慢绽开一个笑容，眼角皱纹很深，像干裂的河床。“回来了？”“在学校吃得好吗？”翻来覆去就这几句话。我敷衍地应着，接过她递来的零食，心思早飞到电视上、手机里。现在想来，那些敷衍像针一样，一针一针刺在我心上。

祖母不太愿意出门。一方面是青光眼导致畏光，就算残余一点光感，她也觉得刺眼。另一方面，她说出门麻烦，怕跌倒给人添乱。只在周末时让我牵着她在门口的稻场走两圈。邻居老太太来串门，她倒是高兴，听着人家说家长里短，偶尔插一句嘴。但她从不主动说起自己。她的眼睛、她的病痛、她的孤独，都被她藏在那台收音机的电波里。

毕业后的第二年，我忙于工作，回家越来越少。10月的某个下午，家里突然来电话，说祖母快不行了。

我赶回家时，她躺在床上，已经无法说话和进食。我握住她的手唤她，她努力地想要睁眼，眼皮却只是颤动了几下，终是没有睁开。那两口枯井一样的眼睛，再映不出我的影子。

祖母下葬后，我在她的房里用铲子铲去凝固在地板上的蜡痕，小小的房间似乎从未这样安静明亮。我很用力地铲，眼泪却不受控制地往下淌。在这个安静的瞬间，我仿佛才后知后觉感到她的离开。我想起她教我背的那些诗，想起她说“诗里写了，它就在那里”。

祖母的世界很小，小到只剩一把藤椅、一截竹竿、一台收音机。可她在这个声音构成的世界里，装进了六个子女、十个孙辈，装进了唐诗、三字经，装进了她对这个家全部的爱。她看不见光，可她就是光。她照亮了我来时的路，也照着我继续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