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日新

我书桌上有两样东西：左手边是刚刚定稿的中篇小说《伦敦餐厅》，右手边是一块大冶钢厂的老耐火砖——它在我桌上放了近二十年，从我写长篇小说《钢的城》第一个字起就在那里。

砖是黑的，浸透了七十多年的炉温；纸是白的，密密麻麻填满文字。这黑与白之间，便是我的半生。

2008年，我在美国休斯敦做钢材贸易。一个深夜，我摩挲着世界地图，手指在太平洋西岸寻找。找到了，黄石，那个针尖大的点。那一刻，那个点仿佛在我指尖燃烧起来，烧成钢花的颜色。

我拨通越洋电话。父亲罗宝山，这位烧过我青少年时期书稿的《冶钢报》老编辑，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然后说：“写吧，你现在能写了。”

他没想到，这通电话成了遗嘱。2009年春天，他走了。留给我五十万字的工作笔记和一句话：“钢厂是部大书，要用一辈子读。”

我开始读这部“大书”，用我自己的方式。

一

我写得很慢，慢到能听见钢水凝固的声音。

每天写三五百字，然后读出声来。这是笨办法。工人们怎么说话，主任们什么腔调，厂长们何种姿态，我得让耳朵先认。写着写着，我成了两个人：白天在休斯敦谈钢材贸易的商人，夜里在稿纸上回黄石的工人。

有时候写到凌晨，我会摸摸那块耐火砖。它不言语，但我知道它记得一切：记得平炉前我二十二岁的脸被钢水映红，记得老师傅捧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熄火的炉前阅读，记得刘胜利腋下的小黑包，记得“田鸡”这个绰号叫了四十年，叫到爹妈都忘了他的本名。

这些人在我心里活着，活得比现实中更具体。他们推着我写，说：“把我们写下来，不然我们白活了。”

《钢的城》写了十四年。从休斯敦到上海再到克拉玛依，稿子跟我跑遍半个地球。两百多万字压缩到五十三万，像炼钢，去除杂质，只要最纯的那部分。

书名是站在黄石海观山那天晚上想出来的。下游西塞山边十里钢城灯火通明，我脑子里蹦出三个字：“钢的城”。加个“的”字，硬朗里就多了呼吸，钢铁就有了体温。

二

故乡这部大书，我总在不经意间向世界朗读。

记得有一年夏天，在里海东岸的阿克套，我参加一场国际研讨会。当各国专家赞叹里海的深蓝时，我的思绪却飞回了万里之外。

我告诉他们，我的故乡，在长江中游的荆楚大地上，是一座名为“黄石”的城市。城中有一汪磁湖，水色天光，与眼前的景象竟有几分神似。我描述着少年时在湖中见到的日月同辉，也讲述着这座城市更深厚的章节——从古铜矿遗址的幽深，到近代钢铁熔炉的炽热；从水泥浇筑的国家筋骨，到如今“半城山色半城湖”的画卷。

我的发言或许“跑题”了，但从那些发亮的眼眸中，我看到了倾听。

一位中亚的朋友会后紧紧握住我的手，他向往的，已不仅是地图上的一个点，而是一段由青铜、钢铁与碧水写就的传奇。那一刻我恍然，所谓故乡，正是你走到世界任何角落，都忍不住要向人娓娓道来的那本最厚的书。你推销它的山水，它的物产，它过往的光荣与阵痛，本质上，是在推销一整套认识世界、安放情感的密码。

这密码，写在每一块沉默的矿渣上，荡漾在每一顷湖水的波纹里。

三

前不久，世界读书日，我在讲座中这样说：去读读黄石这本大书吧。

铜绿山的青铜铭文是扉页，汉冶萍的股票是插图，张之洞的奏折是序言，十里钢城的灯火是正在书写的篇章。而每个黄石人，都是这书里的一个字。有的如钢锭般沉实，有的如钢花般绚烂，有的如钢渣般被遗忘却又铺成了路。

带着《诗经》去磁湖，你会发现“蒹葭苍苍”两千年前就在等你们；带着《天工开物》去矿山公园，你会听见宋应星和我们的矿工在隔空对话；哪怕什么都不带，就去老厂区走一走，那些斑驳的标语、锈蚀的齿轮、长了草的轨道，都在无声地讲述。

前一段时间回黄石，陪同《钢的城》编剧采风。站在大冶特钢厂那棵六百多年古樟下，旁边是张之洞的雕像。忽然恍惚，我二十二岁那年，就在不远处，用钢钎撬开炉门，一千六百多度的热浪扑来，工装瞬间湿透。钢水奔涌而出的刹那，整个世界都是红的。

那一刻我明白了：有些光，一旦见过，一生都是亮的。

如今，《钢的城》的电视剧转化工作已经提速。我相信，拍成电视剧后，一定能让世界上的更多人看见黄石，看见大冶，这一座有体温、有呼吸、有故事的城。

钢水在奔流，故事就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