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鲁

不久前，《天边的篝火》入选中国作协2026年度“作家定点深入生活”项目，以下是创作这部作品的一点心得感受。

我一向喜欢沈从文、艾芜、孙犁等前辈作家的那种半纪实、半虚构的小说文体。读孙犁的《琴和箫》《荷花淀》《芦苇荡》《采蒲台》《山地回忆》《蒿儿梁》这些短篇小说，甚至到他晚年创作的“芸斋小说”系列，其实很难分清，这是虚构的小说，还是真实的纪实故事。还有像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那样的作品，也是半纪实、半虚构的。在这些小说里，“我”（作者）的足迹、身影、声音、行止、所思所感，散落在故事的字里行间，故事里的细节和感情，大多来自作者真实的生活经历与生命体验，而其中的故事环境和史实细节又是有据可查的，一些人物形象也有真实的人物原型。

之前创作的《男孩女孩含羞时》《追寻》《远山灯火》《小菊的茶山》《白雪灯火》《孩子剧团》等长篇小说，我都采用了一种半纪实、半虚构的文体。《天边的篝火》这部长征题材的小说，采用的也是这种文体，或者说是一种结构方式，一种体例。

具体说来，就是小说每一章的内容都是虚构和史实的嫁接与结合。虚构部分，是为了全书的故事性、为了塑造和刻画人物；史实部分，是为了呈现红军长征全过程真实的历史脉络、征途上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我甚至觉得，如果没有史实部分的简要叙述，整个小说的人物和故事情节就会有些虚空，就会失去依托；当然，如果史实叙述的比重大于虚构部分，也会掩盖和削弱作为小说的文学性。这其中有一个如何剪裁和节制使用史实的问题，这个度量的把握，对创作者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

因此可以说，虚构与史实的“嫁接”，是这部小说里的有意设置，也是全书的结构与框架所在。舍去必要的史实交待，全书便会失去应有的分量和某些支撑。而所有关键性的史实、长征的大事件和涉及真实人物的事迹，均参考权威的党史、军史、长征史资料，以确保史实部分准确无误。

至于小说里属于虚构部分的人物和故事细节，在红军长征的历史事件中，也都有人物和故事原型可循的，只不过，就像鲁迅先生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里的风趣之谈，“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所以，在小说交稿给编辑时，我特意跟编辑强调说，对书中的人物和故事，不要“对号入座”，那样反而容易“作茧自缚”，限制了自己的想象力。

不仅如此，书中涉及个别历史场景和真实的历史人物时，为了便于读者的阅读，同时也不削弱小说的故事性和生动性，我对其中历史场景、人物心理活动、人物对话等细节，也做了合情合理的、有所节制的文学化描述。

四十年前，美国著名记者、纪实文学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不顾76岁高龄，与妻子一起来到中国，从江西于都出发，沿着当年红军的长征路线，越过千山万水，穿过八个省份，历时74天，最终到达陕北，完成了他的“长征”寻访。1985年10月，索尔兹伯里在美国出版了非虚构长篇杰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1986年5月，这部书中文版由解放军出版社翻译出版。书甫一问世，立即赢得广大读者的关注与热评，被认为是继斯诺1938年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之后，第一部由美国作家撰写的关于中国红军长征全过程的英雄史诗。

2026年是中国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很荣幸地接受了华景时代的编辑们的约稿，创作了《天边的篝火》这部几乎采取了与索尔兹伯里同样的“行走—寻访—写作”方式完成的，同样也是带有“个人叙事”风格的长篇作品。

不追求宏大的历史叙事，但要尽力去发掘、发现和擦亮遗落在历史褶皱里的微光与痕迹；透过久远的历史缝隙，从长征路上的“小人物”身上和“小故事”里，去寻找和寻见伟大长征精神的熠熠光华……我的创作初心，大抵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