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梦媛
2025年,人们还在谈论外贸“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而今,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创新药已成为经济科技发展的热门领域和高速引擎,被人们称之为“新新三样”。它们不仅以意想不到的速度深刻改变着工作理念、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结构,更是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产生深远影响,已经成为人人关注、处处都在、时时迭代的“新词、高频词”。崭露头角、稳步发展的“新新三样”,究竟新在何处、如何更新?
不再只依赖资本与产能的多寡
更多地体现为原始创新能力的强弱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前沿技术不断涌现,引领和支撑未来产业快速崛起。大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必须抢占制高点。
长期以来,我国产业凭借超大规模市场、全产业链配套与投资强度,将成熟技术的性价比推向极致,走出了一条“以规模换空间、以产量换效益”的成功路径。“新三样”的领跑,正是基于我国经济发展基础和阶段的优势,比如电动汽车从跟跑实现产销量连续多年全球第一,光伏产业在外部壁垒中拿下全球专利申请量第一。而“新新三样”的出现,体现的是高质量发展这个核心主题的升华、创新驱动发展理念的持续深化,其背后的核心支撑是算法能力、算力体系与生命科学领域的原始突破,依赖的不再是资本与产能的多寡,而是原始创新能力的强弱。当人口红利、土地红利与外需红利边际递减时,单纯依赖要素堆叠的传统增长模式已触及天花板。从“我们能造得比别人更便宜”向“我们能定义下一代技术标准”跨越,是从跟跑、并跑向领跑的认知换挡,更是国家创新体系成熟度的重要体现。
区别于传统产业政策的“选冠军”思维,“新新三样”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它们共同依赖知识、数据与算法等无形资产,并产生强大的跨行业外溢效应。人工智能重构认知与决策效率,机器人提升物理世界的自动化精度,创新药拓展生命健康的价值边界。三者协同作用的对象不再是单一产品的出货量,而是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运行效率、质量与附加值。这深刻表明,科技创新已超越产业发展的工具属性,成为内嵌于生产力本身的变革力量,推动中国经济加速向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轨道切换,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不可替代的新动能。
“新新三样”标志着中国制造实现了
从“规模领先”向“技术引领”的质变飞跃
“新新三样”的蓬勃发展,标志着中国制造实现了从“规模领先”向“技术引领”的质变飞跃,每一根支柱都在全球坐标系中确立了新的价值锚点。
人工智能构成了千行百业的智慧大脑。中国已拥有全球约60%的人工智能相关专利,算力总规模稳居世界第二,企业数量五年间从1400余家激增至5000多家。更为深刻的变化在于竞争维度的转移,AI不再满足于写诗画图的展示性功能,而是下沉为产业运行的基础设施与工具链。未来的全球竞争力将取决于算力、电力、算法与场景的组织效率,即能否构建低成本、高可用、可持续调用的服务体系。中国AI正经历从“有”到“好”,再到“深度嵌入”的演进,成为重塑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认知操作系统。
机器人产业夯实了智能制造的物理筋骨。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统计,2024年中国在役工业机器人存量突破200万台,稳居全球之首,且中国十几年蝉联全球最大市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人形机器人正从实验室迈向产线,这不仅是机械臂的简单迭代,更是具身智能作为物理终端与AI神经中枢的深度合流。出口逻辑随之剧变,2025年上半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出口继续增长61.5%,智能割草机器人单季出口额达10.1亿美元,同比激增近六成。这一轨迹清晰表明,中国机器人产业正从售卖单机设备向输出系统集成,乃至提供具身智能能力跃迁,彻底摆脱了单纯的规模依赖。
创新药正全力攻占生命科学的价值高地。2025年,我国获批上市创新药达76个,其中国产占比在化药与生物制品中分别突破80%和90%。更硬核的指标是对外授权交易,上半年总金额近660亿美元,已超越2024年全年的519亿美元。这证明创新药出海不再依赖代工贴牌的低端模式,而是凭借靶点发现与临床数据的知识产权溢价实现突围,完成了从全球“用药者”到“创制者”的角色重塑。
将三者叠合观察,其协同耦合构成了“新新三样”区别于传统“新三样”的核心特征。“新三样”的联动更多停留在供应链层面,如电池装上车,光伏发的电充进车里,而“新新三样”则是能力的深度互嵌,AI预测蛋白质结构大幅压缩新药研发周期,机器人将AI决策转化为物理世界的精密执行,创新药的商业回报又为前沿技术提供了长期资金土壤。这种互为底座、相互赋能的关系,使三者不再是三条平行线,而是一个共生共荣的高能级技术生态。这不仅是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更是中国经济真正迈向技术密集与高附加值时代的新经济柱石。
创新文化不只产生于实验室内部
也生长于公众对科学事业的包容氛围之中
发展“新新三样”,要求重塑的是一整套与领跑阶段相匹配的制度机制和组织文化。
重塑评价体系的“时间尺度”。对于从事AI基础架构、机器人核心控制算法、原创新药机理研究的团队,应当扩大长周期资助下的包干制覆盖面,将评价锚点从年度论文数量转向五年期的技术里程碑。在此基础上,应允许并鼓励那些当前难以产生直接效益、但具有探索价值的研究方向持续存活与发展。让“慢行者”也能体面地立足并获得学术共同体的尊重,原创文化才能在制度土壤中真正扎根。
将“新新三样”的产业场景变成全社会创新文化的公开课堂。创新文化不只产生于实验室内部,它也生长于公众对科学事业的理性认知与包容氛围之中。湖北光谷在光电子信息领域积累了“把一件事做三十年”的韧性口碑,这种区域性的产业叙事本身就蕴含着宝贵的文化示范效应。更进一步,各地在布局AI算力中心、机器人中试平台、生物医药离岸临床通道时,应同步考虑其科普开放功能和社会参与界面,让公众理解前沿探索的不确定性本质,在全社会层面降低对科技失败的污名化压力。
构建“敢闯无人区”的制度保障体系,使冒险精神从口号,落地为可感知的兜底政策。这要求在科研诚信框架内完善试错机制,也为高科技创业失败者保留东山再起的信用恢复路径与社会评价缓冲空间。深圳等地在早期发展中形成的宽容“失败”的城市气质,值得在“新新三样”语境下系统提炼为可复制推广的制度经验。创新文化若仅停留于号召层面,便永远只是标语。青年科学家理应敢于选择失败概率极高的前沿靶点方向,而不会因此被职业档案永久拖累时,这种领跑阶段所需的制度文化才算真正扎根。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