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水即治国，治水之道是重要的治国之道。”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牵挂长江，深刻洞察国情水情，强调要“真正使黄金水道产生黄金效益”“努力把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生态更优美、交通更顺畅、经济更协调、市场更统一、机制更科学的黄金经济带”。

6月8日，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宜昌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为何非建不可？为什么说中国超级工程的演变史就是一部国家战略的进化史？如何看待我国多维度构建的超级工程矩阵？围绕这些问题，我们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全球与区域国别学院钟飞腾教授。

陆海联动、东西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正加速形成

水陆交通体系完善是保障这一新格局的

重要支撑力量

记者：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规模巨大、难度空前，历经十余年论证设计、数十年技术储备，总投资约772.08亿元。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其“标志性”具体体现在哪些层面？

钟飞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集水利、航运和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超级工程。

水运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运输方式，现代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之后，水运仍是经济效益较高的一种交通运输方式。在三峡工程蓄水以前，长江宜昌至重庆段年最大通航运量仅为1800万吨。三峡水库蓄水之后，航行船舶吨位从1000吨级提高到3000至5000吨级，极大便利了上下游联系，促进了经济发展。我国发展不断向前推进，这也需要进一步更新三峡工程。由于长江航运运量持续高速增长，长江沿线各地迫切需要改善三峡河段的航运条件，构建新的长江航运格局，保障高质量发展。

三峡工程在长江防洪体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不仅极大改善着当代的发展空间，也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过去人们担心大坝的建造会影响鱼类和水生生物的生存环境，但现实表明，随着技术进步和生态理念的普及，此类问题正在不断得到解决。

记者：西部陆海新通道和三峡水运新通道，是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中相互支撑、功能互补的两大战略通道。从地图上看，前者是南向陆海联运大通道，后者是东西向长江黄金水道的关键工程。超越东西向黄金水道来看，在经略地表山河的意义上，运筹三峡水运新通道背后有怎样的国家战略视野？

钟飞腾：三峡工程所在的区域正好是连接我国东部和西部的“腰部”，如果腰部的前后衔接能力不给力，必然影响东部和西部的资源往来互通。上世纪80年代，我国实施沿海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沿海地区优先通过进入国际市场获得发展。东部发展起来之后，要照应和带动中西部的发展。因而，中西部的互联互通就极其重要，而长江航道就处于将东中西部联动起来的关键战略位置。强化东部和西部或者说战略腹地的衔接，进一步将我们国家的不同区域整合成一个大市场，使之变成更加有机的功能体，其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新时代以来，共建“一带一路”改变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格局，将过去的内陆地区变成开放前沿。过去是“一江春水向东流”，物资和人力均是从中西部输往东部，通过东部的港口“出海”。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推进，特别是中欧班列以及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蓬勃发展，我国东部甚至东北部的货物开始经过西部、西南部的重要节点城市抵达欧洲和东南亚。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正在加速形成，水陆交通体系的完善是保障这一新格局的重要支撑力量。

统筹发展和安全赋予长江航道新的意涵。加强长江航道的建设，提升西部地区物资运往东部地区的运输能力，将更大程度上有利于保障国家安全。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个别国家叫嚣要将西太平洋变成统一战区，妄图遏制我国发展。凭借发达的交通体系，可发挥我国地域辽阔的战略纵深和物资丰富的优势，从中西部地区源源不断向东部地区运送物资，切实增强我国在国际斗争中的韧性。在这种态势下，长江航道的运输能力至关重要。

从更加综合、立体乃至跨越时空的角度审视

既是经济地理层面又是政治地理层面的大工程

记者：从“一五”时期的“156项工程”，到“十五五”时期的109项重大工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超级工程的演变史，也可以说是一部国家战略的进化史。这部进化史，是如何一步步把国家的地理空间转化为发展空间和战略优势空间的？又是如何改变中国在全球发展格局中的位置和优势的？

钟飞腾：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各地发展不平衡是事实，但客观上也是一种战略纵深和发展梯度。

近代以来，在中国发展历程中有一个规律性现象是，当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比较紧张时，国家就会把关注点从东部沿海地区转向内陆中心地带。每一次地缘政治的大变动，都会带来经济地理的重塑。

抗战时期，东南沿海的一些工厂被迫通过长江航运搬到了四川，对带动当地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东北凭借优越的地理区位、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和较为密集的铁路网，在支撑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东北地区之所以拥有如此突出的地位，和国家安全有很大关系。当时我国实施对苏联“一边倒”的战略，全面加强和苏联、朝鲜的合作。相对而言，东北地区比较安稳，发展重工业有较好的外部环境。

国家安全形势的变化对工业布局的影响十分深远。20世纪50年代，美国从其全球战略和冷战思维出发，作出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决定，恶化我国东北边境安全，我国越发重视向广阔腹地布局大工厂。那个年代新建成渝铁路和宝成铁路，在内陆核心区域推动着大工业发展。此后，国际形势进一步恶化，党中央决定推动以国防为中心的战略后方建设，涉及中西部13个省区，历时三个“五年计划”，被称为三线建设。这是新中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经济地理重组。20世纪60年代，新疆至北京的铁路开通运行，这在经济和战略上均具有重要意义。

上个世纪末开始的西部大开发，也在重新塑造中西部的经济地理格局。西部地区的物资、电力甚至人力资源等源源不断输送到东部地区，一方面促进东部沿海地区的大发展，另一方面通过东部地区的工厂将这些资源加工成制成品出口到世界，从世界市场换回我国需要的发展资源。正是在广泛使用世界范围资源的基础上，我国经济增长持续获得了更优质的源泉。2010年我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9年我国人均GDP首次超过1万美元，取得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增长奇迹。

在此过程中，我国的超级工程一个接着一个。如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09年三峡工程全部竣工、2011年动工建设的“中国天眼”、2021年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2025年通车的花江峡谷大桥等，这些重大工程不仅改变了中国中西部的面貌，也为世界发展树立了新标杆。重大工程的问世拓展了中国人的视野，改变了世界看待中国的眼光。平视世界已成为当代中国的显著特征，其原因不仅在于我们的人走向了世界，也在于全面开放的中国正从整体上迈向更大的世界舞台。

当前，世界局势动荡不安，各国都更为重视国家安全，全球甚至进入了局部“泛安全化”时代，对关键原材料和关键通道的争夺日益激烈，甚至不惜经济成本。地缘政治变化非常剧烈，全球经济版图正在发生巨大重组。西方发达国家提出“友邻”外包模式，意图按地缘政治关系的亲疏远近组建经贸集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夯实自己的内部空间，整合大市场，发挥好国土辽阔、资源优越的优势，做强国内大循环，切实保障我国经济增长。同时，我们也要坚定不移扩大开放，做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以中国的稳定性和确定性降低世界的不确定性。

四川和重庆作为国家战略腹地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三峡大坝所在的区域作为中国的中间位置，在这种转变中就处于核心地段。某种程度上来讲，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既是经济地理层面又是政治地理层面的大工程。所谓经济地理，就是从经济资源和要素配置的角度讲，在某些区域建立重大工程更能调动和整合当地资源，优化资源在不同地理空间的配置，以此增强竞争力。所谓政治地理，就是从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角度讲，某些区域更不容易受到外部侵扰，在紧急和危急时刻发挥着特殊作用。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的影响力日益上升。我们必须站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高度，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角度，审视超级工程的多重意义，要从更加综合、立体乃至跨越时空的角度审视重大工程在保障国家安全、稳定社会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超级工程越来越显现出知识密集型的特点

矩阵的另一层含义在于跨越地理约束

记者：我们看到中国正在构建一个前所未有的、多维度的超级工程矩阵——除了水利水运，还有“八纵八横”的高铁网络，以“东数西算”为代表的算力网络，以及航空航天领域的空间站和北斗导航系统。您如何看待这个庞大的超级工程矩阵呈现出的特点？

钟飞腾：随着国内交通基础设施的进一步改善，以及我国和周边地区国家互联互通的推进，在并不遥远的未来，也许就能见到游客从乌鲁木齐搭乘高铁到新加坡。这将意味着中国的地理空间发生极大变化，从本国区域内的互联互通升级为跨国家级的区域联通。这既是中国经济增长不断作用和向外辐射的结果，也是在经济增长的触动之下，地理空间追随经济实力重组的结果。即便物理空间重组的幅度没有那么大，但经济地理空间变化足以使人们近距离感受到与遥远地带的联系。我们能观察到的现象是，资源越来越向高效率的城市聚集，尤其是以人力资本为代表的要素越来越聚集到城市，形成了新的经济地理格局。

2025年末我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7.9%，将近10亿人口聚集在城镇中，这意味着中国大地上的任何一个区域，只要能够接入主干道、连接主城区，就有可能打开发展的空间、激活发展的潜力。放眼全世界，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像中国这样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建设。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均把改善交通基础设施、增强交通公共产品的供给作为执政为民的基础性工作。

当前中国的经济布局有京津冀、长三角和大湾区三极，外加成渝第四个增长极、长江中游城市群第五个增长极。长江航道的顺利通畅，把地理上位于西部的一极与位于沿海地区的其他三极联系在一起。连接长三角和京津冀的高铁京沪线，最短时长不过4小时，这个成绩让许多搭乘这趟高速列车的外国元首惊叹，京沪线成为典型的改善交通基础设施、助力经济增长的鲜活例子。在大湾区，港珠澳大桥同样是标志性的工程。截至2026年1月6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往来粤港澳三地的旅客突破1亿人次。对香港市民来说，早上到珠海喝早茶，中午到中山参观游览，晚上走深中通道到深圳吃晚饭已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从超级工程出现的时间来看，最早的当然是水利和水运。古代的京杭大运河，最初是为了将江南的粮食运到北方。当代的南水北调工程，则是将南方富集的水资源调拨到缺水的北方，优化区域发展布局。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后，高铁发展起来，成为当代中国的标志性符号。在高铁之后是空间站和北斗导航系统。2018年底北斗导航系统面向全球开启服务。2021年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发射成功，标志着我国空间站建造进入全面实施阶段。最新的则是“东数西算”。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其中包括“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

由此不难发现，其内在规律是产业升级，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再到知识密集型。超级工程越来越显现出知识密集型的特点，无论是“东数西算”还是“智算集群”，都离不开高质量的人力资本。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相对于全球其他国家的优势，已经从大量廉价的劳动力转向制造业人才，从工程师优势转向科学家优势。高精尖人才云集更新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不再是过去国际新闻报道中“中国人通过卖几亿件衬衣换回一架飞机”的故事。如今，在合作共赢的背景下，中国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了东南亚、南亚、非洲这些地区，带动全球南方共同实现现代化。

在中国的地理版图上，各种超级工程是相互交错的，呈现出立体综合的态势。受制于地理环境，西南地区的生产要素以往无法获得与东部地区相同的回报率。随着数字经济的崛起，“东数西算”开辟了西部分享东部增长红利的新渠道。东部数字公司为了降低能耗，在这些偏僻山区设置电力中心，使之成为东部沿海地区超级公司所需要的能源供给基地，改变了经济地理面貌。因此，矩阵的另一层含义正在于跨越地理约束，甚至进入虚拟世界。

我国的超级工程不会像西方那样

因政治周期问题而陷入停工停产局面

记者：超级工程不仅是国家实力的具象载体，更是时代发展的风向标。建造如此庞大、复杂、长周期的超级工程矩阵，绝非一日之功，也不是单纯靠砸钱就能完成的，没有战略定力、长期主义、制度优势，是不可能实现的。从全球来看，这和其他一些国家的路径存在哪些差异性特征？

钟飞腾：环顾国际社会，其实很少发现某一个国家集聚了这么多的超级工程。大多数国家的国土面积比较小，没有像中国这样拥有这么复杂、多样以及辽阔的疆域，也就缺乏开发像高铁这样世所罕见的交通工具的需要。但更重要的是，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也不具备开发大型工程所需的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约30%，几乎是主要发达国家之和。

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于密西西比河流域建造了几十座大坝，更不用说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到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铁路基本建设完成。彼时的美国正处于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发展阶段，美国的精神和文化也建立在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工业文明基础上。随着美国建立全球霸权地位，其经济结构快速转向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在美国产业发展中的地位不断上升。金融业既巩固了美国的霸业，同时也对美国精神造成了伤害。主要原因在于，金融业的收益率高于制造业，美国的大资本更倾向于拥有金融资本而非实物资本，贪图超额利润助长了虚妄之气。

很多当代美国有识之士感慨，在中国短时间内就能建筑一座桥梁，而在美国几年都不一定能完成。美国《新闻周刊》网站曾盘点全美2026年将要破土动工、规模超过10亿美元的十大“超级工程”，既包括芯片工厂、数据中心，也有能源综合体。然而，美国媒体也担忧美国政治体制弊端将阻碍这些项目真正落实。美国拜登政府曾于2021年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然而特朗普2025年入主白宫之后，立马废除了其中的部分内容，冻结相关拨款。这就显示出中国和美国在推动超级工程中的巨大不同。

与当代美国相对比，不难发现，执政党和政府的理念对工程建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国从过去的“一穷二白”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化国家，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分不开的。西方国家所谓的选举制度，造成不同的政党在竞争领导权上公开倾轧，各届政府缺乏连续推进政策的意愿和制度保障。超级工程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其工程时长远远超过西方国家一届政府的任期，那些跨越政府任职周期的工程往往变成了半拉子工程。

中国由于有中国共产党来规划、管理和落实这些大项目，党中央统一部署，各地各部门相互协调，加之法律和制度的保障，在项目上马之前经过多轮论证，广泛征求各界意见，重大项目上马之后不会发生因人废项目的事情，也不会像西方那样因为政治周期问题，而陷入停工停产局面。中国政府一旦认定，这些超级工程对于提升综合国力、捍卫国家安全、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特别是带动老百姓增收致富起到比较良好的作用，就会以矢志不移的意志一茬接着一茬干，最终创造人间奇迹。

超级工程为老百姓服务

这在中国体现得非常明显

记者：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诸多特征中，“人民性”是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超级工程具有展示国家能力、凝聚民族认同的象征意义、精神价值。但从根本价值上讲，超级工程以其巨大的时空尺度，不断编织人民的生活世界、历史记忆与未来想象。中国的超级工程矩阵保留了怎样的“人民性”接口？

钟飞腾：超级工程从价值归属上讲，主要还是为老百姓服务，这在中国体现得非常明显。“人民性”可以理解为用之于民。这些超级工程促进了经济增长，不仅经济上便利了老百姓，其实也成了人们休闲娱乐之处，最终成为凝聚民心的重要工程，巩固了执政地位，夯实了执政基础。

很多发展中国家不仅仰慕中国的现代化，更是艳羡中国的超级工程。我曾到访过不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看到很多中国企业承建的大项目，亲身感受到当地人在项目建设完成之后的那种自豪感。联通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和老城万隆的雅万高铁是东南亚的第一条高速铁路。在高铁运行后不久，我们即搭乘该高铁由雅加达到万隆。在此过程中碰到当地的年轻人，无不以雅万高铁作为印尼迈入现代化的重要象征，高铁的不少站点甚至成了网红打卡地，这个大项目对提振印尼的民族自信心和凝聚民心有很大的积极作用。

从更长的历史视角看，人类文明的不少遗址在当时都曾是超级工程。例如，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重要证据，良渚遗址水利工程建造年代最早为距今5100年，当代人们只能通过考古挖掘才能探寻其原貌，但依然能从遗迹中品味其所蕴含的中华民族古老的治水智慧。这就是超级工程的魅力和文明含义，即便历经数千年风雨，后人依然能从中触摸前人的智慧。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周磊 常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