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邹俊煜

早年读到朱熹与陆九渊兄弟在铅山鹅湖书院争辩学术的故事，心有触动。后来，读了束景南的《朱子大传》，再回望千年前的那场鹅湖之辩，不禁心生情愫，去朝拜那座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奇峰耸立的鹅湖山以及山中的鹅湖书院，便成为我挥之不去的愿望。

今年春，受上饶市三清媚女子文学会的邀请，我有幸赴铅山采风，朝圣之愿终于得偿。

鹅湖山不高，但峰峦起伏，云遮雾绕，山上青翠如黛，山下流泉有声，活脱脱一幅舒展的烟雨江南春山图。鹅湖书院就坐落于此，背倚青山，面有田野，幽静如世外桃源，又不失人间烟火，真是一个读书求学的绝妙之地。作为国内著名书院之一的鹅湖书院，文物古迹多，传奇轶事多，让人流连忘返的地方多，但我最神往的还是四贤祠。我一见到祠内朱熹、吕祖谦、陆九龄、陆九渊四位先贤的牌位，看到“顿渐同归”的匾额，年轻时模糊的画面便立马变得鲜活而又亲切起来。

那是一个历经长久战乱后人心思治的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后思想大解放、大争鸣的时代。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创立了各自的理学学说，后历经百余年的“百家争鸣”，至南宋中期群峰耸立，风景各异。形成了以朱熹为代表的考亭学派，认为理为宇宙本体，主张格物致知、由博返约（渐悟）；以陆九渊、陆九龄兄弟为代表的象山学派，认为心即理，心外无物，主张发明本心，易简直截（顿悟）；以叶适、陈亮为代表的浙东事功学派，反对空谈义理，主张经世济用；以及以胡宏、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等。

南宋淳熙二年春，吕祖谦专程从江西去福建拜会朱熹，在朱熹的寒泉精舍待了四十多天。两人一起研讨学术，还编辑了《近思录》。回来以后，吕祖谦觉得有必要求同存异，把学术思想统一起来。于是，那年夏天，他邀约朱熹与陆九渊、陆九龄兄弟齐聚鹅湖寺，想要调和两家学术分歧，以使“会归于一而定其适从”。

彼时，朱熹已届四十六岁，治学二十载，理学体系已然成熟，声望日隆，主张“格物致知”；而小朱熹九岁的陆九渊，心学初兴，锋芒毕露，秉持“心即理”的主张。让吕祖谦没想到的是，这两座思想高峰正面对撞，注定不同凡响，成为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哲学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影响千年。

我原本以为那场千年之辩，是在吕祖谦的主持下由正、反双方展开辩论的，就像举办一场辩论大赛一样。但其实，他们是抛“诗”引玉，从诗开始辩论的。

陆九龄为了这次相约，头一天晚上就写了一首满是心学禅意的诗，第二天辩论时，他率先抛出了他的诗作：“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留情传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转陆沉。珍重友朋勤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他一上来就抛出心学观点，“孩童时就知道爱，长大后懂得敬，古圣先贤代代相传的就是这颗本心。”随后，陆九渊把和其兄的诗也念了出来：“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积至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古今。”陆九渊比其兄更进一步，认为本心并非圣贤独有，而是所有人都有。他还直言，朱熹的理学是支离，烦琐又无益；自己的心学见心见理，达于简易。

朱熹听后大为不悦，恨不得拂袖而去。但朱熹何许人也？当世大儒，一生逞强好辩，面对负气自傲的陆氏兄弟，他展开了激烈的辩驳。由是，南宋一场震古烁今的哲学思想大交锋、大辩论在鹅湖书院上演了。其实，他们都认同理是宇宙真理，差别就在理与心上。朱熹以心与理为二，理是本体，心是认识的主体；陆九渊以心与理为一，以心统贯主体与客体。朱熹认为理生万物，心具众理而应万物，故主张即事穷理；陆九渊认为心涵万物，心即众理而成宇宙，故主张离事自悟。朱熹认为理在物（气）中，一理散为万殊，物物各具其理，故主张分殊体认，格物致知，注重讲学读书，泛观博览；陆九渊认为理在吾心，吾心即理，良知良心人所固有，故主张发明本心，注重反身而求。朱熹驳斥陆氏心学不过是禅学的别名，方法过于简易，易使人陷入顿悟的虚妄……他们就这样唇枪舌剑、你来我往，激辩了三天三夜，谁也没有说服谁。

我望着四贤祠那块“顿渐同归”的牌匾，心中暗想，那位本想打圆场、和稀泥的吕祖谦当时是不是颇有点尴尬。

三百余年之后，一个名叫王阳明的年轻人在两个学说中体悟升华。他早年一心想成为圣贤，笃信朱熹的“格物致知”。于是，面对着竹子，“格”了七天七夜，结果什么也没“格”出来，反倒害得自己大病一场。后来他放弃了朱学转向了陆氏的心学，经龙场悟道后开宗立派，开创了中国思想史上的新高峰。从王阳明的身上，我看到了“鹅湖之辩”历史深处的幽光、幽香。

走出四贤祠，我心底波澜翻滚，一缕清风从书院穿堂而过，让我依稀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文化自信。四贤们在此上演的“千年一辩”，早已超越了学术之争的范畴，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它是中国文人“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担当，是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文化气度，是探求真理、求真务实的治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