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嘉宾

李敬泽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近年来，是作家也是评论家的李敬泽，频繁在网络上露面，聊文学、聊人生。

互联网是年轻人的主场，而年轻一代也终将是人工智能发展的主力军。身处这个时代，年轻人如何和他们正在经历的“奥德赛时期”和解？围绕这个问题，我们和李敬泽进行了深入交流。

青年不仅仅是一个年龄问题，更是一种精神价值

记者：您怎么定义“青年”？在五四运动中显现的“青年”概念，在当代有哪些现实意义？

李敬泽：“青年”这个词是一个现代概念，它不仅指向人生的一个阶段，更包含着一系列现代价值。

实际上，古人并不怎么讲“青年”，但现代以来，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到《新青年》杂志，“青年”成为了开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关键词，我们对世界和生活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世界是不断变化的，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正等待着我们去创造，朝气蓬勃的青年，肩负着面向未来、创造未来的责任。

从1919年到现在，这种青春的热情和勇气，对于整个中华民族都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精神力量。

我们终究都会在自己的“奥德赛”中实现成长

记者：最近，“奥德赛时期”一词很流行，它指的是青年脱离校园后，在职业、情感与自我认同中反复试错探索，充满不确定性的过渡期。您怎么看所谓的青年“奥德赛时期”？

李敬泽：这真是一个有意思的比喻。荷马史诗里，先有《伊利亚特》，再有《奥德赛》，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比喻，马上想，什么是“伊利亚特时期”呢？想了想，对年轻人来说，一路考试、求学，像打关一样，可能就是他们的“伊利亚特”吧。

一个人毕业了，面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确实有点像“奥德赛”。《奥德赛》里，奥德修斯打完了特洛伊，要回家去，一路上艰难险阻，但那些焦虑、不确定，也正是一个人经历世界、逐渐成长的过程。

一个没有“奥德赛时期”的人生，未必很值得羡慕。如果刚毕业，一切就高度确定，这当然非常好。但当你20多岁时，就已经清清楚楚看到了自己的60岁，这真的令人向往吗？

每一代人都要面对自己的“奥德赛时期”。一个人可能终其一生都在面对不同的“奥德赛时期”。奥德修斯后来被反复书写，现代主义的很多大作家写过，因为他的漂泊隐喻着现代人的命运，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既离家远行又回归故乡。这种命运有它的艰辛和不确定性，但同时也是成长，是生命的丰富与壮阔。

我曾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那里收藏着文学史上许多作家的资料和作品。墙上那些作家的照片下面都有他们的简历。看着那些简历，我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现代作家的简历普遍比较长，因为他们一生做了太多事情。假设你是1919年从北京的大学里走出来的人，你的简历不可能不长，因为你经历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各种各样的颠簸和变动。越往后的人，简历越短、越简单：某年大学毕业，某年到某单位工作至今。这种“短”，是我们后来人的安稳和幸运。但也得承认，那些现代作家、那些大师们，确实了不起。他们人生的宽度和丰富性，让你觉得他们很“大”。相比而言，我这一代人就没有那么多的颠簸，但很多时候我感到，我相对于他们是“小”的。

这种“奥德赛”，既然经历着，就如同爬山，也许同时可以有一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信心和期待。实际上，我们不仅有一个外在的“奥德赛”——一个人遭遇了多少事，还有一个“内在的奥德赛”。当我们遭遇世界、经历世界、面对不确定时，我们能否保持对这个世界的好奇、热情和勇气；能否在生活和世界的各种变化中实现精神上的成长，拥有更广阔的外在空间和内在空间。

不是靠天天苦思冥想就突然发现人生的意义

记者：如果“奥德赛时期”是我们每个人必经的阶段，那么如何度过这段时期？

李敬泽：我不知道。这终究是每个人的选择，没有什么统一的答案。这样的问题其实是人生的基本问题，但任何基本问题在每一代人、每一个人那里都是新问题。你不能说前人解决了、前人走过了，到我这儿就没问题了。到了我这儿，生活是我的，生命是我的，我得重新面对和求解这些问题。可能再过五十年，现在的年轻人都老了，他们发现那时候的年轻人依然要面对自己的“奥德赛”。这是每个人生命里都有的东西，我们都得面对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最后找到人生的方向，有时候“一览众山小”了，有时候却抵达不了，或者似乎抵达了，却又觉得“好像也没啥意思”，又在想着新的旅程。这永远不会停歇，正因为不停歇，人类才会不断前进、不断更新。

现在国泰民安，其实每个人的选择空间远远大过了我们的前辈。但对每个人来说，选择的艰难和焦虑都是切实的，人和人千差万别，每个人的生活都是自己的生活，每个人的选择都是自己的选择，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普遍的回答。都要靠我们从自身出发，去面对、去决断。

但是，有一点是根本的，我们的选择不仅是为了“活着”，更是为了找到“意义”，这就是和他人、和更广大的事物建立起生命的连接。工作也好，生活也好，连接感不强，结果必然是意义感不强。所以，如何建立这种连接，是每一个人都要解决的问题。

不是靠天天苦思冥想就能突然发现人生的意义。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是生命之所以宽阔而丰沛的来源——就在于我们和世界建立起丰富的精神连接，这种连接当然主要不是靠苦思冥想，而是靠行动，把自己向着世界打开，走过去，那是“奥德赛”，那也是意义的生长。

当然读书和思考也是重要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经验。我们的烦恼是很具体的，但从本质上说，关于成功与失意、挫折与顺畅……所有这一切，无数的前人都经历过，不是只有我经历过，我们需要从前人的经验那里获得启示。

天天让人工智能夸自己其实是很危险的

记者：我们正在经历的人工智能时代，是前人没有经历过的。那我们又该怎么在前人的经验里找到应对的方法呢？

李敬泽：前人的经验也许依然有效，而且是“人之为人”的基本经验——那就是在任何情况下，保持对“他者”（这是一个哲学词汇，意指“我之外不同的存在”）的兴趣与热情，保持走向他者的勇气。

人工智能确实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天天抱着人工智能，久而久之，很可能到最后你也分不清到底是你在使用它，还是它在豢养你。说到底，人工智能是你自身的一种投射。有的朋友天天让人工智能夸自己，变着花样地夸。但想一想，这其实是很危险的——我说的是对自己危险。

它固然很“治愈”，但问题在于，如果这变成习惯，长年累月，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除了它，没人会那么夸你、那么顺着你。时间长了，当你抬头面对家人、面对现实中的其他人时，你会感到严重不适，甚至会失去面对真实世界、面对他者的热情、耐心和能力。这可能就真的触及人的根基了。

推开窗、推开门才能看到我们之外的世界

记者：一些人可能完全意识不到这个问题。

李敬泽：如果屋子里没有窗户没有门，只有一面镜子，天天在镜子里照的只有自己，这当然有问题。我们还得有窗户、有门，推开窗、推开门，我们看到的是我们之外的世界，是那些和我们不同的人。如果对窗外、门外没兴趣了，天天守着镜子，可能是很爽、很舒适，但实际上这是“上瘾”了，不能自主了。关键在于，我们每个人还是要努力成为一个在最基本的事情上能够做出主动选择的人、对自己负责的人，而不是坐在这里，听任自己上瘾。

长远来看，我不相信我们真的会那样。但它造成的问题，其实已经隐约可见了。一开始是它帮你，到后来就变成你依附它了。当我们使用语言的时候，哪怕只是和他人日常交流，我们都得动脑子，经历一场复杂的头脑风暴。渐渐地你觉得累，你觉得还是和人工智能打交道更轻松，时间长了，你会失去你的语言，那种和真实世界交流的语言能力。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选择，需要高度清醒的自觉。

当技能的壁垒灰飞烟灭时，就意味着底层逻辑随之改变

记者：许多人已经开始用AI进行文学创作，您觉得这导致的结果是什么？

李敬泽：就一般写作水准而言，人工智能已经超过大多数人。有的人对此不以为然。可我想说，也别太自信。当你晃晃悠悠、吃饭睡觉的时候，人工智能正在努力地学习，一刻也没有停止，正以巨大的能力在学习。

根本的问题在于，人是用语言来进行自我想象、自我表达，并与世界建立情感和意义的连接。这个能力，可以说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如果我们把语言的能力最终全部交托给了人工智能，如果我们失去了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自己、与他人交流的能力，那么我们失去的就不只是文学，而是人之为人的根基。

记者：人跟机器终究还是有不同的。我们知道事情是人工智能在帮我们做，我们心里始终有这个意识在。

李敬泽：笼统地说，我们可以抱有这种信心。可话说回来，如果我们太自我放纵，并逐渐上瘾，就会渐渐失去自主能力。

记者：人的创造力会不会因为人工智能而消失？

李敬泽：人工智能一定会带来文艺形态的根本性变化。什么叫“根本性”？就是底层逻辑变了。以前你想成为作曲家，要从小学习，花上十几年才行；现在可以直接生成。别小看这一点——当技能的壁垒灰飞烟灭时，就意味着底层逻辑也随之改变了。我们如何定义“创造”？艺术创造与我们的身体、与生活的关系又是什么？这些都在被重新界定。

我不知道答案，这个答案正在生活里、在艺术实践中不断地生成。但有一点我是确信的：这里包含着人的成长、人的全面发展的巨大可能性。在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得多的未来，文学和艺术的形态会发生今天难以想象的革命性的变化。三年前，你能想到人工智能以及它带来的这些变化吗？现在，我们觉得它好像已经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现实的一部分；但在三年前，你还觉得那是未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年轻一代面对的固然是不确定性，但这个“奥德赛”也是具有广阔可能性的原野，前面是一个有着无穷的、全新的可能性的世界。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常少华 周磊 杜宇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