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寒山

清人笔记里常说，清乾隆盛世的官场，有两条路最是难走：一是京察大计，二是外任佐贰。京察要看上司颜色，佐贰则要耐得住闲气。李拔偏偏两样都撞上了——在汉阳府做同知，正是那种“有职无权、有功不赏、有过独担”的尴尬位置。可他到底不是寻常人。

那是清乾隆二十二年秋天的事。李拔在江夏知县任上，因政绩卓异，被召入京觐见。回寓所不久，吏部的任命文书也到了：补授李拔为湖北汉阳府同知。同僚们纷纷来贺，要置酒饯行。李拔简单交割了县事，便匆匆登程了。

汉阳府治设在省城武昌，是个五方杂处、利薮争趋的地方。同知这个缺，多少人盯着——既能沾省城的光，又不似正印官那样担全盘责任，实在是个“油差”。因此，请托的、行贿的，路上便已候着了。

李拔的船刚过黄州，就有个商人模样的人，提着沉甸甸的包袱，在码头守了三天。此人辗转托了同乡来递话，说愿出五百两银子，只求在同知衙门里谋个差使。五百两，在当时足够在京里捐一个知县了。李拔听了来意，并不动怒，只让人将那封信当众烧了，然后正色道：“你速将银子拿走，迟一步，我便拿你问罪。”那人见他目光如铁，不敢再说，抱了包袱，连滚带爬地上了岸。

这事很快在汉阳官场传开了。那些原本想试探底细的吏员、士绅，听说李拔在江夏的作风，又亲眼见了这“烧书驱金”的一出，不由得都收敛了几分。李拔到任之后，更是雷厉风行，革陋规，整纲纪，亲下坊巷访查。他青年读书时曾在汉阳住过一段日子，哪条街巷出过刁民，哪个渡口有过纠纷，心里都有一本账。所以到任不过月余，汉阳的风气便整肃了许多。百姓安居，狱讼稀少，夜里街市上竟能听见更夫悠闲的梆子声。李拔心里也松了一口气——同知毕竟是佐贰，比不得当知县时独当一面，担子轻了些，似乎可以稍稍舒口气了。

可人闲下来了，心却闲不住。公事之余，他常登黄鹤楼。站在楼上，看大江东去，烟波浩渺，忽然觉得自己的处境，像极了那楼头的浮云——看似高远，其实无根。他写了一首诗：

岁岁年年新复故，功名盖世亦朝露。

只今楼下俯危机，关历升沉知几度。

天高地远愁思多，日日登楼可奈何。

欲追黄鹤无寻处，投笔江中涌碧波。

诗里有失意，有彷徨。同知这位置，要做事，就得往上递条陈；可递上去的方略，上司往往束之高阁。李拔的性子急，见不得拖沓，偏偏佐贰官最忌“越位”。一来二去，他竟被晾在了一边。

这年冬天，朝廷忽然派下一桩苦差，押解五十万两军饷西去。万里之遥，风餐露宿，还要提防盗匪与天气，武官都不愿接。有人劝他：“这差事要命，您托病辞了吧。”李拔说：“报效国家，正在此时。刀山火海尚且不辞，何况走一趟路？”他领了令，日夜兼程，跋山涉水，竟毫发无损地将饷银送到了。朝廷嘉奖一次，记入功册。旁人替他高兴，他自己却淡淡一笑。

清乾隆二十三年春夏，京畿大旱。天子祈雨，颁诏大赦。按照惯例，每逢恩诏，在任官员可以替先人请封。李拔便为祖父母、父母申请了两道诰命。六月，诰命颁下，也算是替门楣添了一点光彩。

到了十月，因赈灾有功，朝廷议擢李拔为知府。恰巧湖北没有空缺，而浙江、福建各缺一府，上命补授福建福宁知府。消息传回汉阳，百姓们又喜又悲——喜的是好官升迁，悲的是从此离去。李拔走的那天，街巷里挤满了人，攀着车辕，卧在道上，哭成一片。士民公推汉阳贡生彭湘怀撰了一篇《汉阳府同知去思碑记》，勒石为念。彭湘怀是乾隆年间有名的诗人，性子耿介，不轻易许人，可他在碑记里这样写道：

公莅斯土，甫期月耳。如治棼然，触手而理；如呼高然，随口而应。慈祥恺悌之隐，不独万众共见，即妇人孺子亦所共知。盖其精诚团结，有在声色之外者。则其去也，如失慈父母，留恋而讴颂之，又何怪焉。

武昌贡生陈宗铭作《循良歌》相送。翰林编修蒋雍植更是推重他的为政之道：“抚字宽恕如慈母，督责严厉如严师。能清其源者，必先自治。忠以立体，恕以致用，法行而不挠，政成而不敝。”

一个同知，任期不过一年，却让一座城市记住了他——这大概就是“循吏”二字的分量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