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新大众文艺为文艺和文化研究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当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认识和概括一个个具体现象上。但与此同时，更应认真思考新大众文艺作为一个文化理想和实践的过去与未来。

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就高瞻远瞩地指出：“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由于文字数码化、书籍图像化、阅读网络化等发展，文艺乃至社会文化面临着重大变革。”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深刻把握时代发展大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方向，推动和引领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变革，形成了新大众文艺的澎湃浪潮。

我们党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不断推动文艺大众化探索，到延安文艺座谈会，达到了理论和实践上的高度自觉。文艺大众化，是在中国革命进程中，面向广大人民群众而进行的文化、情感和政治动员，具有强烈的历史针对性。关于大众文化、大众文艺的理想与实践，也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之中。自孔子“有教无类”以来，中国文化的基本理想就是教化的普遍性，在广大人群中实现普遍教化。而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正是人的普遍的全面发展。因此，大众文化与大众文艺，正是我们党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将马克思主义理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历史和时代的现实要求融会贯通的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交汇点。

今天认识“新大众文艺”，我们依然需要这样一个总体性视野。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与文化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什么中国式现代化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实现精神共同富裕，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在这些历史与现实、理想与实践的总体视野中，我们看到新大众文艺不仅是自发的文艺现象，更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创造历史和未来的文艺实践和文化实践。

新大众文艺绝不仅仅是新现象的层出不穷，我们需要关注那些在现象之下文艺和文化的基本条件的革命性变革。

首先是文艺文化的基本社会条件发生了巨变。1949年前的中国，一个高中毕业生就是罕见的大知识分子。如今，大众已经不是我们原来以为的那个大众，2024年我国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14年，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已达到2.5亿。这意味着，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数量级、如此高素质的庞大群体。这是我们面对的基本条件，绝非简单的“跳广场舞的大众”。当我们谈论文艺文化的变化时，必须注意到这个基础条件前所未有的变化。

其次是技术和媒介条件的革命性变化。在互联网乃至人工智能时代，技术媒介变革与新的大众相结合，带来了人类历史和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知识、技能、眼界的大规模扩散。

正是在这两个巨变的交叉合力下，文艺及文化形态必将发生深刻变化。这个变化的根本意义，在于人民在文艺和文化中的主体地位更为全面而深刻的实践。在原有的文化条件下，人民的主体性，主要需要通过作家、艺术家等中介来实现。群众大部分情况下是单向的接受者。但现在，人民群众全面介入文艺从生产到传播的各个环节，这种变化在文化和文艺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带来了一系列基础逻辑的深刻变革。

比如，过去牢固的专业技能壁垒正在崩塌。一个人要是会作曲，过去需要多年专业学习，如今普通人借助AI就能生成一段交响乐。这是革命性的变化，它使得几千年来关于大众与专业、接受者与创造者的关系，使自浪漫主义以来的艺术创造神话都面临考验和重构。

更重要的是，文艺归根结底关乎人如何自我表达、自我想象，以及人如何相互联结成为社会共同体。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条件下，这一切同样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关系到未来人的存在方式。今天人们可以和AI谈恋爱、聊天，这绝非小事，它关系到未来人的存在方式。一系列过去显而易见、答案清晰的问题，在现在、在未来都变成了有待探索的问题。

新大众文艺为我们敞开了巨大的视野和创造的可能。从中华文明独特的文化理想到今天的新大众文艺，我们正在展开具有中国特色、同时对世界有巨大启示意义的文化实践。今天的新大众文艺同样如此，我们正在经历着具有中国特色、同时对世界有巨大启示意义的文化实践。

这一实践不会自然发生，它需要高度的理论自觉，甚至政治自觉。我们不能将大众仅仅界定为消费大众，它必定也必须是具有政治向度的大众。这样的大众如何建构、如何发展、如何开辟未来，是摆在我们所有理论工作者面前的激动人心的前景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