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巍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被公认为国际考古学界的三大核心课题。其中，对各大古老文明起源的研究，始终是全球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焦点。中华文明作为世界四大文明之一，以其唯一没有中断、延绵至今的特质，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据着独特而重要的地位。由于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极其完整且连续的过程，它为人类文明演进研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样本。

长期以来，国际学术界关于文明的研究范式主要源于西亚和北非（如古埃及、两河流域等）的考古经验。然而，中国拥有独特的季风气候生态、南稻北粟的农业形态以及独有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这些特质决定了中华文明的演进道路具有高度的独特性。早期华裔学者曾尝试直接套用国外的研究模式，但往往遭遇“水土不服”，导致部分研究结论显得牵强附会。由此，立足中国实践、探索并建立符合自身特点的文明起源研究范式，成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国际话语权的必然选择。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一项承载着国家战略使命的重大科研工程。该项目自2004年春季正式启动以来，已历经22年的深耕细作，研究范围覆盖了黄河、长江流域及西辽河流域等关键区域，主要聚焦于距今5500年至3500年这一人类文明转折的关键时段。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在于科学的方法论。在探源工程中，马克思主义并非空洞的教条或口号，而是被转化为一套有力的分析工具，深刻地体现在四个研究维度中。首先是社会有机体的视角。西方范式往往倾向于将文明的兴衰归结为环境变迁、灌溉系统或战争冲突等单一因素的放大。中国方案则坚持社会是一个方方面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有机整体，因此设置了环境、生业、精神信仰和社会形态等全方位维度，重点挖掘各因素与文明演进的内在联系。其次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研究视角。研究团队并非直接套用宏大叙事，而是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入手，深入分析高技术含量的手工业专业化（如制陶、琢玉等）如何驱动社会组织形式的质变。第三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辩证原理。中华文明的演进是一个缓慢而持续的过程。探源工程将“社会分化”视为文明因素量的积累，认为文明社会的门槛并非一蹴而就，其最终的质变点在于“国家”的出现。最后是普遍联系的观点。通过对长江中游、中原地区等关键区域互动关系的考察，研究证实了不同区域间的交流互动（如以玉为贵的理念传播）为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这种内因与外因相结合的分析手段，在揭示区域文明与整体文明的关系时表现得非常有效。

加强话语创新，构建中国特色的文明话语体系。在社会组织形态的定义上，探源工程主动放弃了西方人类学中存在歧义的“酋邦”理论。该模型主要基于美洲和非洲的民族志材料，与中华文明早期“满天星斗”般的多元起源格局显著不符。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学者从古代文献中提取并实证了“古国”概念，将夏王朝建立之前的距今5500年至4000年这一时段定义为“古国时代”。这一话语体系的建立，更贴合中国历史实际，是构建文明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一步。在社会演进动力的解释上，中国考古界对西方的“社会复杂化”理论进行了深刻反思。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中国方案提出了“文明化进程”理论，主张从生产力发展、精神生活丰富与社会分化三个维度，全面阐释从平等社会向早期国家演进的历史逻辑。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普遍以“文字、青铜器、城市”这一源自西方历史经验的“三要素”作为文明的硬性标准。若以此为标尺，中华文明只能从发现甲骨文和青铜器的商代晚期（殷墟）算起，这严重割裂了中国文明的早中期脉络。事实上，美洲的玛雅文明没有冶金术，印加文明没有文字，但它们作为人类公认的古老文明，证明了“三要素”缺乏全球普适性。基于此，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一是生产发展与城市出现，农业与手工业显著进步，人口增加并向中心聚落集中；二是社会分工与阶级分化，高技术含量手工业被王权掌控，形成了占有社会大部分财富的贵族阶层；三是权力强化与国家产生，出现了集军事指挥权与祭祀神权于一身的“王”，以及具有强制性的公共权力——国家。

浙江良渚古城的发现与发掘，为这一“中国标准”提供了有力实证。良渚遗址自1936年被发现以来，其考古工作在探源工程的指导下实现了质的飞跃。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标志着国际学术界正式认可良渚为“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这不仅是对中国考古成果的肯定，更是对中国文明标准的认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这一方案突破了原有理论框架的局限，为研究世界各地那些没有发现文字或冶金术的早期复杂社会和文明形态，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新思路与研究范式。同时，还揭示了中华文明五千多年连绵不断的奥秘，为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有力的历史与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