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邵彦涛

今年全国两会上，湖北一位村书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一句话引发全网点赞：“不留一时的政绩。”说这话的是谷城县堰河村党委书记闵洪艳。30年前，堰河村是“见山山秃头、见人人犯愁”的穷山沟。他提出种茶，村民反对：“茶叶能当饭吃吗？”他没争辩，自己带头干。30年后，荒山变茶园，穷村变4A景区，村集体资产超2亿元，村民人均存款10万元。“不留一时的政绩”——这句话不是口号，是一天一天干出来的。他知道穷山村一口吃不成胖子，这是量力；他认准了种茶这条路30年不停步，这是尽力。不留一时的政绩，才有了一世的成果。闵洪艳的实践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凡事既要“尽力而为”，也要“量力而行”。这不仅是生活常识，更是为政之道。

“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方法论。总书记指出：“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把握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在量力的底线上拼出全力的上限，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

不能割裂

“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本来是内在统一、不可分割的。但在现实工作中，由于对二者关系的理解出现偏差，产生了两种典型的错误倾向。这两种倾向，正是政绩观错位的集中表现。

第一种偏差是只讲尽力、不讲量力。一些干部为了追求所谓“显绩”，不顾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的客观约束，盲目铺摊子、上项目，留下一批“胡子工程”“半拉子工程”。表面上看是“有担当”“有魄力”，实则是脱离实际、寅吃卯粮。从哲学上看，这是一种唯心主义倾向，无视客观条件的约束，把主观愿望当作现实可能，追求的是中看不中用的“泡沫政绩”。习近平总书记严厉批评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正是这种偏差的典型表现。

第二种偏差是只讲量力、不讲尽力。一些干部以“实事求是”为借口，坐等条件成熟，该干的不敢干、能干的拖着干。美其名曰“量力而行”，实则是懒政怠政。从哲学上看，这是一种机械唯物主义倾向，消极被动地理解“客观”，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群众批评的“躺平式干部”，正是这种偏差的典型表现。

表面上看，这两种偏差方向相反，一个冒进，一个保守。但事实上犯的是同一个错误，就是把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割裂开来、对立起来，都背离了实事求是这一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

把握“力”的

双重属性

要澄清上述实践偏差，关键在于回到“力”这一核心范畴。只有准确理解了“力”的内涵，才能真正把政绩树在人民心上。

“力”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力”不是虚的，而是具体的，表现为客观条件，即人力、物力、财力、时间、制度环境等。这些条件是给定的、有边界的，是“量力而行”的“量”之对象。另一方面，“力”又不是死的，是可以挖的，表现为主观潜能，如组织力、动员力、群众创造力、干部执行力等。这些潜能是可以挖掘、可以激发的，是“尽力而为”的“尽”之所在。把“力”仅仅理解为客观条件，就会滑向机械唯物主义，导致消极保守；把“力”仅仅理解为主观潜能，就会滑向唯心主义，导致盲目冒进。只有同时把握“力”的双重属性，才能在客观条件与主观潜能的辩证统一中理解“量力”与“尽力”的关系。

“量力而行”，是“实事”的环节。“量力而行”的“量”，是衡量、估量、审量之意。“量力而行”，要求我们不超越阶段，但要超越自己。“不超越阶段”是底线思维。一个地方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制度条件，都是实实在在的约束。无视这些约束，再好的愿望也会落空。“超越自己”则是上限思维。在给定条件下，通过挖掘潜能、优化配置、创新方法，可以实现比“常规”更好的结果。这不是自我设限，而是科学评估后的精准发力。

“尽力而为”，是“求是”的环节。“尽力而为”的“尽”，是穷尽、竭尽之意。“尽力而为”，要求我们不盲目求大，但要追求最优。“不盲目求大”是反对“形象工程”式的铺张浪费。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该为的必须为、能为的努力为、不该为的决不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追求最优”则是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追求人民群众受益的最大化。条件不具备，可以创造条件；资源不充足，可以优化配置；办法不成熟，可以探索创新。关键是有没有“尽”的态度、“为”的行动。这不是贪大求全，而是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

“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

辩证统一

“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辩证统一，统一于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结合，统一于阶段论与长远论的统一，统一于一个“实”字上，也就是要落脚到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上，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

统一于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结合。“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的统一，本质上是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统一。“量力而行”侧重尊重客观规律，是“求实”；“尽力而为”侧重发挥主观能动性，是“求是”。二者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没有量力，尽力就成了盲动。不看条件、不顾实际地“尽力”，就像“蚂蚁缘槐”，自不量力，终成笑柄。没有尽力，量力就成了消极。只讲条件、不讲作为地“量力”，就像“画地为牢”，自我设限，寸步难行。正确的做法是，在量力的底线上，拼尽全力的上限。先摸清家底、认准方向，然后全力以赴、久久为功。

统一于阶段论与长远论的统一。“量力而行”强调的是“这一阶段能做什么”，要求不超越阶段。“尽力而为”强调的是“为了长远目标今天该做什么”，要求尽最大努力。事物发展的阶段性要求我们不急于求成、不追求一时之功，要“量力而行”；事物发展的长远性要求我们不因阶段有限而放弃努力、不因条件不足而消极等待，要“尽力而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把二者统一起来，兼顾当下见效和长远受益，既做“实事”又做“好事”。

统一于一个“实”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涉及老百姓的事情关键在实，各项政策举措要实实在在、富有实效，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的统一，归根到底在于一个“实”字上。“实”，是实事求是的“实”，是实实在在的“实”，是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统一于“实”，意味着“尽力”不能脱离实际，“量力”不能成为借口；意味着政绩不是“拍胸脯”拍出来的，是“钉钉子”钉出来的，必须出实招求实效，真正让人民群众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

（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分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