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时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五年，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关乎全局的战略抉择。在新的历史方位下，区域发展的底层逻辑正经历深刻变革，现代交通与信息网络极大地压缩了时空距离，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不断重塑经济地理，但深植于发展观念中的“内陆意识”——即自我设定为远离开放前沿与竞争中心的思维定式与行为惯性——成为抢抓机遇、塑造优势的思想枷锁，仍在无形中束缚着一些地区。

破除不合时宜的“内陆意识”，树立服务于国家大局的“前沿思维”，成为赢得高质量发展战略主动的紧迫课题。

地理与经济的“内陆”硬约束正快速消解

作为一种思维模式的“内陆意识”却表现出顽固惯性

在传统工业化逻辑下，“内陆”主要指一种远离海洋与边境线的地理区位，常与运输成本高昂、信息传递迟滞、市场可达性弱等客观发展劣势紧密关联，几乎是“欠发达”的同义语。然而，在新时代交通、信息与市场革命的多重驱动下，“内陆”这一沿袭多年的概念，内涵与指向已发生根本性变化。

一方面，地理与经济的“内陆”硬约束正快速消解。高铁、航空、互联网等构成的立体化现代基础设施体系，极大地弱化了物理山河的阻隔效应。深处腹地也能高效链接全球，曾经的“边缘”地区也能被重塑为全国乃至全球网络中的关键“节点”。比物理连接更为深刻的，是经济逻辑的重构。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加速构建，破除了行政区划带来的市场分割与要素流动壁垒，推动商品、服务、资本、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内陆”完全可以成为国内大循环中不可或缺的“战略通衢”和“要素配置中枢”，从被动接受的“末端”，转向主动辐射的“枢纽”。区域竞争力，越来越取决于链接与配置资源的能力，而不绝对由地理坐标决定。

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思维模式的“内陆意识”却表现出顽固惯性。这是一种在长期相对封闭或跟随式发展实践中形成的认知范式与行为模式，核心表征主要包括四个层面：一是“等靠要”的依赖思想，习惯于面向上级等政策、要资源，将发展寄托于外部输血，缺乏内生动力；二是“画地为牢”的封闭思维，决策视野局限于行政边界内部，在区域协同发展与对外开放合作中顾虑重重，担心“肥水流入外人田”，倾向于内部小循环而非开放大市场；三是“甘居人后”的跟随心态，在改革创新与战略谋划上锐气不足、闯劲欠缺，不敢为人先，不愿闯新路，满足于对标模仿、亦步亦趋；四是“非开放前沿”的自我定位，主动将自己排除在开放经济与竞合态势的“中心”或“前沿”场域之外，缺乏争当发展高地、核心枢纽的雄心、胆魄与自信。

“内陆意识”本质上是封闭观念与路径依赖在区域治理和经济发展上的集中体现，与开放精神、进取姿态、担当勇气和争先信念格格不入。当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硬瓶颈”被打破，这种内化于心的“软枷锁”便上升为地区发展更关键、更顽固、更隐蔽的制约因素。最大的“内陆”可能不在山川之间，而在思想深处。

思维定式若不能及时破除，便如同无形的绳索

导致在激烈的区域与全球竞争中陷入被动、落于下风

“内陆意识”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观念问题，在历史与现实中都曾带来深刻的教训。思维定式若不能及时破除，便如同无形的绳索，捆绑住手脚，导致机遇错失、动力衰减、发展停滞，在激烈的区域与全球竞争中陷入被动、落于下风。

历史之鉴警示深远。美国学者彭慕兰对近代华北“黄运”地区的经典研究表明，封闭与被动会导致“边缘化”陷阱。有的区域从核心滑向边缘，根本原因并非自然资源骤然枯竭，而是在海运兴起、外部剧变时未能主动融入新体系，思想与行动趋于封闭被动，逐渐与发展主流脱节，从昔日商业繁盛、人口稠密的北方经济“核心”，不可逆转地滑向“边缘”。历史的片段证明，某个区域即使拥有辉煌的过去，由于封闭自守的“内陆意识”，拒绝以开放、前瞻的姿态拥抱变化，接入更大范围的循环体系，在时代浪潮冲刷下也会陷入发展困境，急速衰退。破除“内陆意识”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深刻启示。

时至今日，虽然基础条件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内陆意识”的残余仍以各种形式显现，成为制约一些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绊脚石”，集中表现为：一是在抢抓战略机遇上“慢半拍”。面对重大战略机遇，缺乏前瞻研究和主动对接的敏锐性，谋划项目、搭建平台、争取政策时行动迟缓，错失布局先机。二是在优化营商环境上“欠火候”。未能真正树立“营商环境就是核心竞争力”的理念，在破除行政壁垒、简化审批流程、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保护市场主体权益等方面决心不大、力度不强、创新不多，导致要素集聚能力弱化。三是在培育内生动力上“办法少”。过度依赖传统路径和资源投入，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新动能培育方面思路不宽、举措不实，难以形成具有持续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四是在参与双循环中“链接弱”。满足于本地市场或低端循环，在构建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吸引高端要素、拓展国内外市场上能力不足。

这些表现，本质上都是“内陆意识”在作祟——缺乏在新发展格局中争当“前沿”的站位和担当“中心”的魄力，等待观望、畏难避责，习惯于被动接受而非主动塑造。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内外环境复杂严峻的背景下，区域发展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慢进亦退。以思想的主动赢得发展的主动，才能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将地理空间的“腹地”转化为发展格局中的“高地”。

通过战略主动进行动态塑造

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重构区域价值坐标

破除“内陆意识”，需要系统的思想解放与实践突围，摆脱被动等待的地理决定论，通过主动的战略谋划与深刻的制度变革，重塑区域价值坐标，完成从传统认知中的“内陆”向新时代发展“前沿”的蜕变。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内一些地区成功转型，就在于主动将自身发展融入国家战略宏图，实现了区位价值的重估。广西借助“一带一路”和陆海新通道，从西南边陲跃升为面向东盟的前沿门户；重庆深度融入国家战略，让内陆腹地成为“出海口”；东北打造面向东北亚的开放合作新前沿，通过深化与俄、蒙、日、韩的经贸合作，为老工业基地注入新的开放动能。这表明，“前沿”与“内陆”不是永恒不变的地理宿命，而是通过战略主动进行动态塑造的结果。

借鉴成功经验，需聚焦三个根本抓手协同发力：

一是强化战略主动，争做关键“支点”与“枢纽”。破除“内陆意识”，首要在于心态与角色的转变，从“等靠要”心态，转向“主动干”的担当，前瞻性谋划，结合自身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与区位特点，谋划在新发展格局中的独特功能定位。勇于担当“支点”“枢纽”“门户”等战略角色，设计重大项目、重大平台、重大改革试点，在服务全国大局中提升自身能级。

二是深化制度创新，打造制度型开放新高地。这是破除“内陆意识”最深层的举措，要超越依靠土地、税收等政策优惠的初级竞争模式，着力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大幅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推动开放从“边境”向“边境后”延伸，使“内陆”成为制度创新的“试验田”和开放经济的“新高地”。

三是注重人文培育，涵养开放进取的前沿文化。发展不仅是经济命题，也是文化命题。一个地区的文化特质，深刻影响着其发展格局与可持续性。要大力发展“人文经济”，培育与“前沿”定位相匹配的地域文化，弘扬开放包容、敢闯敢试、锐意创新、合作共赢的精神，通过系统的人文塑造，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深沉而澎湃的精神原动力。

对标更高定位、更高标准、更高要求

“建成支点”是深刻的实践，也是思想的远征

湖北不沿边、不靠海，这些年，通过持续织密“铁水公空”立体交通网络，系统提升开放枢纽功能，塑造了陆海空“三大丝绸之路”交汇的区位优势。

“轨道上的湖北”高铁成网，时速350公里高铁运营里程跃居全国第5。“水运上的湖北”巨轮穿梭，亿吨大港增至5个，居全国内河第1。“航线上的湖北”畅连全球，花湖国际机场累计开通货运航线117条，实现货物“一日达全国、隔夜达世界”。2025年全省进出口总额增长18.2%、增幅全国第3，全省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比重降至12.82%，低于全国1.08个百分点，“九省通衢”加速迈向新时代“九州通衢”。

但也要看到，湖北领有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的使命任务。对照发展的更高定位、更高标准、更高要求，还需以清醒头脑进行深层审视：还有哪些思想认识层面的因素制约着支点规模、能级、功能的提升？在争取国家顶层设计、创造引领性发展模式上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增强？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关键节点、畅通经济循环上还有哪些方面要突破？在培育全球性“链主”企业、布局未来产业上还有哪些空间要拓展？

从立的角度来说，需在四个维度用力：定位之立，从“九省通衢”的交通枢纽，向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点”和“要素配置中心”升级；开放之立，高水平建设内陆自贸区，积极探索数字贸易、绿色贸易新规则，成为“制度型开放高地”；产业之立，聚焦优势领域，全力抢占研发、设计、标准制定等高附加值环节，培育在全球产业链中有话语权的“链主”企业；文化之立，塑造更加开放包容、崇尚创新、海纳百川的前沿地域文化。

“建成支点”是一场深刻的实践，也是一场思想的远征。推动从“地理思维”到“战略思维”、从“政策思维”到“制度思维”、从“经济思维”到“人文经济融合思维”的深刻转变，以全球视野审视方位，以进取姿态抢抓机遇，以创新行动破解难题，才能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并服务国家战略，锚定并抵达发展的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