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卓恩

随着学术自主性意识的增强，“国学”概念被重新提出，并在学科建设中逐步体制化，成为新时代的显学之一。对于国学的内涵，国学与诸人文学科的关系，国学中的“传统与现代”等这样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学界进行过一些讨论，但似乎并没有将疑问完全解决，以致滥用“国学”的现象屡见不鲜。实际上，有一些问题并不是仅仅理论层面的讨论所能解决，而需要通过一些具体的实证研究来推进思考。最近武汉大学李维武教授推出的《徐复观评传》（湖北人民出版社2025年出版），就在这方面很有助益。

在该书前言中，作者提出，广义上理解的“国学”不限于儒家经典，包括“历史上所存在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也包括近代学人“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学习、研究乃至兴趣、爱好”。因此，20世纪学人中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有卓越研究成就者可称之国学家。徐复观作为通过中国思想史研究来对中国传统文化做“现代的疏释”的现代新儒家，相较于其他着力建构哲学体系的现代新儒家，“包含了更多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研究的内容，因而更具有国学研究的色彩”。

作为国学大师的徐复观是如何玉成的？《徐复观评传》在人生历程部分，着重诠释了传主五个生命平台期及其加油站——“20世纪初鄂东之地”亦旧亦新的成长氛围；从发蒙到离乡的“读书生活”；不由自主投入的“时代的激流”；乡贤“起死回生的一骂”所产生的思想震撼；宦海归学后的笔墨春秋。对于学界讨论较少的少年成长氛围，分析尤其深入，揭示出张之洞湖广新政所形成的有声有色的现代化运动一步步从武汉向鄂东城镇拓展，而鄂东农村却依然艰难地挣扎着沿袭“四世同堂”“耕读传家”的古老生活方式，使得“传统”与“现代”在少年徐复观心中保持着一种“复杂的联系”。正是鄂东之地的“痛苦”（贫穷与争斗）、“美好”（温情）、“文化特点和文化传统”（心学），将徐复观同时引向对现代的追求和对传统的依恋。这在他的求学岁月里得到了初步的调理，在他投入时代激流的沉浮中，在熊十力醍醐灌顶的骂声里，慢慢走向自觉，从而开辟出国学的一方新境界，成为一位独具特色的新儒学大师。

徐复观国学上的贡献在哪里？该书分三个方面回答了这个问题。

一是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徐复观走上学术道路后，即把学术重心放在对中国思想史的历史考察与现代疏释上。其中“历史考察”是前提，“现代疏释”是目标，并将考察对象从精英史延伸到庶民史，强调与古人“对语”。在其思想史论著中，他“疏释”出中国文化发轫时期的忧患意识、中国文化自觉时期儒家思想的道德精神、道家思想的艺术精神和史学思想的批判精神等。

二是对中国文化的特性分析。徐复观有一套虽无系统界说却自成体系的文化理论，基于这套理论，徐复观认为中国文化精神是“形而中”的，非“形而上”的，“中国文化在源远流长的发展中，呈现出消解形而上学的历史走向，形成了非形而上学的现实性格”，“中国文化的特色，是从天道、天命一步一步地向下落，落到具体的人的生命、行为之上”，中国文化是心的文化，“形而中者谓之心”。所以他提出消解现代新儒学的形而上学之路，主张“向孔子的思想性格回归”，走向“平铺的人文世界”。

三是对中国文化现代价值的认识。徐复观针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儒家思想如何接引民主政治，以实现制度革新，解开中国政治问题的纠结，以及现代人如何从儒家思想中汲取人生智慧，建构公共道德、职业道德和私人道德等，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正是这三大国学贡献，让李维武教授认为仅仅以现代新儒家看待徐复观还不够，还应该以现代国学大师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