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燕芬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就业与产业之间存在着血肉相连、唇齿相依的共生关系。产业是就业的载体，为劳动者提供生存发展的空间；就业是产业的根基，为产业升级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本与创新活力。在当前全球产业链重构与技术变革加速的背景下，推动二者深度融合，是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增强经济韧性的必由之路。

就业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

产业链的长度往往决定了就业链的厚度

产业是就业的土壤，就业是产业的根系。首先，产业升级重塑就业形态与质量。产业发展的水平直接决定了就业的“蛋糕”有多大以及“成色”如何。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并非简单的机器换人，而是会催生出大量全新的复合型岗位。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其爆发式增长不仅保留了传统汽车制造的装配岗位，更催生了“三电”系统工程师、电池回收处理员、充电桩运维专家以及智能座舱测试员等全新职业。同样，生物医药产业链的延伸，使得基因测序师、生物信息分析师等高精尖岗位大幅增加。产业越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岗位的技术含量和薪酬水平就越高，从而推动就业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其次，就业结构映射并反哺产业结构。劳动力在部门间的流动是产业结构优化的晴雨表。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如传统低端制造、简单农业）向高生产率部门（如数字经济、高端服务）的转移，本身就是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过程。当大量掌握数字技能的劳动力涌入服务业，会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这种“人随产走”的流动，不仅解决了劳动力过剩部门的就业压力，更为新兴产业提供了必要的要素支撑，加速了产业迭代。

技能与岗位的动态匹配是核心机制。一要瞄准技术进步引发的“技能鸿沟”。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带来技能需求的剧烈震荡。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重复性、规则性的岗位加速消失，而对创造性、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岗位需求激增。如果教育培训体系滞后于产业变革，必然会导致“有人没活干”和“有活没人干”并存的结构性错配。二要构建产教融合的闭环系统。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在于打破教育与产业的壁垒，建立全链条的响应机制。这要求政府、企业与院校形成合力。在需求端，要利用大数据分析产业趋势，预测未来3—5年的紧缺职业清单；在供给端，职业院校要根据清单动态调整专业设置，推行“订单式”培养；在反馈端，要建立就业上岗后的技能评价反馈机制，倒逼培训内容更新。只有实现“产业需求—标准开发—教育培训—就业反馈”的闭环，才能确保技能供给始终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

推动产业链与就业链的协同演进。一要通过产业链延伸拓展就业空间。产业链的长度往往决定了就业链的厚度。一个产业如果只停留在原材料加工或组装环节，吸纳的就业能力有限且附加值低。当产业链向上下游延伸—向上游延伸至研发设计、检验检测，向下游延伸至品牌营销、供应链金融、售后服务—就能成倍地创造出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岗位。消费电子产业从单纯的代工制造向“研发+品牌+生态”转型，创造了大量工业设计师、APP开发工程师、数字营销专家，将就业链从单一的工厂线延伸到了写字楼和创意园。二要利用产业集群化产生的“人才磁场”。产业集群通过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能够显著降低人才搜寻成本和匹配成本，形成强大的“人才磁场”。长三角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汇聚了从芯片设计到封装测试的全产业链，这种完整的生态使得全球研发人才愿意在此聚集。同时，人才的集聚又促进了知识溢出和技术扩散，进一步增强了产业的竞争力，形成了“以产聚人、以人兴产”的良性循环。

就业优先政策也是宏观政策

不仅要看GDP贡献和税收，更要算一本“就业账”

中国通过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通过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相结合，正在系统性地推动就业深度嵌入产业演进的全过程。

以产业规划引导就业布局，从“事后补救”转向“事前评估”。《“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首次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区域发展、产业投资、公共政策的优先序，明确要求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同步评估对就业的吸纳和挤出效应。国家发改委与人社部联合建立的“重大投资项目就业影响评估机制”具有标志性意义。这意味着，国家在审批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重大项目时，不仅看GDP贡献和税收，更要算一本“就业账”——项目预计带动多少直接就业？是否配套了技能培训方案？从源头上确保产业项目成为就业的“增量源”。

以技能升级支撑产业转型，打造“大国工匠”队伍。“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是一场大规模的劳动力素质再造工程。通过政府补贴，累计超过1亿人次参加了技能培训，特别是针对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无人机驾驶员等新职业，让传统劳动者向数字工匠转型。全面推行“中国特色企业新型学徒制”，改变了过去学校培养与企业需求脱节的状况。政府按每人每年4000元—8000元的标准补贴企业，鼓励企业“招工即招生、入企即入校”。这种模式将生产一线的实操经验与学校理论知识无缝对接，直接为企业量身定制适配产业升级的技术工人。

以新动能拓展就业空间，拥抱“数字时代”。中国高度重视平台经济在稳就业中的“蓄水池”作用。数据显示，2022年各类平台企业依托灵活用工模式，直接或间接带动就业约2.4亿人。从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到直播带货主播、在线心理咨询师，平台经济极大地降低了就业门槛，为不同群体提供了多元化的收入来源。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关键数字领域，实施“青年就业启航计划”。政府通过提供生活补贴、住房安居、科研启动资金等政策包，吸引和留住高数字技能人才，确保数字产业不缺“最强大脑”。

以区域协同优化就业配置，打破壁垒，流动增值。粤港澳大湾区利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构建了“香港基础研究+深圳技术转化+珠三角高端制造”的产业链分工，同时也实现了就业的优化配置——港澳的设计、法律、金融人才与珠三角的工程师、高级技工实现优势互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建立电子信息产业用工调剂机制。企业间共享用工信息，淡季输出、旺季输入，年调剂技工超5000人次，有效解决了区域间“用工荒”与“就业难”的时空错配。

以社会保障兜牢转型风险，为产业升级托底。在钢铁、煤炭等行业去产能过程中，实施的“就业新起点计划”不仅仅是给钱，更是通过提供转岗培训、创业贷款贴息、公益性岗位兜底，帮助传统产业工人“转岗不下岗”，实现从“黑领”向“蓝领”甚至“白领”的跨越。打破失业保险基金“只能保生活”的传统，允许企业从失业保险中提取资金用于职工技能提升。职工取得职业资格证书即可申领1000元—3000元补贴，极大地提高了劳动者主动适应产业变革的积极性。

产业变革的速度一般快于人才培养的速度

前瞻性产业政策需要同步设计“就业预案”

前瞻性产业政策需同步设计“就业预案”。从一般情况看，产业变革的速度往往快于人才培养的速度。在布局量子计算、类脑智能、合成生物学等未来产业时，政府部门应提前发布《未来产业人才需求指南》。引导高校在本科、研究生阶段增设微专业或交叉学科；建立产业人才的“蓄水池”计划，对从事前沿基础研究的青年人才给予长周期的稳定支持，避免因产业爆发期人才供给不足而制约发展。

中小微企业作为就业主阵地，需精准滴灌。中小微企业贡献了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但抗风险能力较弱。除了常规的减税降费，更需要通过普惠金融定向支持。2023年对小微企业的普惠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这正是为了给中小微企业留出“保就业”的现金流。此外，应建立政府集中采购向中小企业倾斜的机制，通过稳定订单来稳定岗位。

灵活就业保障体系亟待完善，填平制度鸿沟。随着“零工经济”成为主流就业形态之一，传统基于“劳动关系”的社会保障体系已难以覆盖。正在试点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是一次重大制度创新，它打破了必须签劳动合同才能参保的限制，将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纳入保障范围。未来，还需进一步探索适应灵活就业人员特点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制度，让灵活就业也能“体面养老”。

总而言之，让就业深度扎根于产业的沃土，其本质在于推动人力资本积累与产业升级的同频共振。这不仅需要建立跨部门的高效协同机制——如工信部的产业规划与人社部的就业政策必须像齿轮般紧密咬合，更需要企业勇于承担培训主体责任，院校敢于打破学科壁垒，劳动者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这不仅能结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果实，更能让每一位劳动者在产业升级的浪潮中通过技能提升实现个人价值，共享发展红利。这是一种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发展智慧，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公共管理学院二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