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扬华

“红日”二字，自带暖意与亮色。

我的故园嵌在“红日”里，旧时唤作当阳县河溶区官垱公社红日生产大队。郭家岗的炊烟、杨家竹林的风，七个生产小队串联起千余人生计。漳河如碧绸绕村西，淯溶公路似墨线描村东，圈出三平方公里沃土，稻棉相间，岁岁有望丰年。

初中时曾戏作打油诗：“红日是个好地方，渠道成网田成方，路西棉海白茫茫，路东稻花阵阵香。”如今重读，字句虽浅，却藏着少年眼底纯粹的光，那是稻浪清香、棉桃洁白，是刻骨的故乡印记。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吴强先生《红日》问世，竟与故乡同名。这巧合成了乡亲们的谈资，与外村人闲谈时，总带着傲娇说：“咱村，跟那本名著一个名儿哩！”

故乡真正声名远播，是“农业学大寨”年代。粮棉产量岁岁攀升，棉花单产居全县前列，成了远近闻名的“金字招牌”。

我生于斯长于斯，年少骄傲皆系“红日”。出门在外被问籍贯，一句“我是红日村人”，便足以让腰杆挺直，眼底光亮藏不住对故乡的眷恋与自豪。

倏忽十余载，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春风遍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活农村，各地旧貌换新颜，昔日贫瘠之地亦迎蜕变。

彼时我已入大学，暑期返乡见故乡依旧，心头五味杂陈——有重逢的亲切，更有停滞的怅然。课堂上老师描绘的农村图景鲜活，可我的故乡似被时光遗忘。念及此，焦灼与期盼油然而生。

旧日往事涌上心头：夏日男人们赤臂听批判报告，满脸茫然；青黄不接时稀粥就咸菜，仍踏晨露交“爱国粮”；寒冬乡亲赴水利工地，工棚挡不住寒风，咸菜填不饱饥肠，却个个眼神坚定，透着不服输的韧劲。

如今回望，旧时“富裕”不过是自我慰藉。或许是“学大寨”光环遮了视线，或许是眼界所限，或许是面对剧变惶惑，红日村渐褪荣光，成了寻常村落。我常伫立漳河岸边，默念这片土地何时能挣脱束缚，重获生机。

1990年春，我已在外工作。村支书和主任寻来，兴冲冲说家乡变化大，出了专业户、万元户，还办了企业。我满心欢喜，留他们吃饭，还托人帮村里批了贷款建养鸡场。

千禧年夏，我因工作路过红日村，眼前一亮：公路旁小平房换成两层洋楼，院里停着农用车、拖拉机，房前屋后禽畜嬉闹；村办企业有声有色，村委会、村小学也扩建翻修，格外敞亮。

与远房兄弟闲谈，见他们底气十足、红光满面，穿着得体显自信。他们热情留饭，嫂子弟妹也拉着不让走。我虽有工作，仍多留半天小酌，只为多看几眼家乡新貌。

后来我调任外省，步履匆匆间竟再未归乡。退休后中学同学聚会，才圆了归乡愿。我独自踱至村委会，与年轻人闲谈，一位中年女性细说变迁：周家店、常家湾等村落及红旗、红升两村，已陆续并入红日村。如今村域近十平方公里，两千八百多乡邻在此繁衍生息，烟火更浓。

村域整合后，故土攒足干劲：乡亲或外出打拼，或深耕土地，调整产业结构、重组村办企业，更催生出第三产业。村里牵头成立蔬菜、养殖等多个合作社，零散力量拧成绳，托举经济二次腾飞。乡邻日子如田埂草木，愈发繁茂，眉眼间尽是舒展。

岁月无坦途，这两年受疫情余波影响，企业遇生产成本上升、市场萎缩等困境，合作社农产品也曾销路不畅。但村干部谈及此，眉眼并无愁云，话语条理清晰，那份笃定足以让人安心。

这份底气非空中楼阁。党的二十大绘就的乡村蓝图春风化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振兴之路稳步铺就。我坚信，红日村定能踏过沟坎，在乡村振兴暖阳里续写新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