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文俊 唐雪舟 通讯员 孙琳 王乃竹

九月的江城，秋光漫过长江岸线，也漫进了一场关于历史与文学的深度对话里。

9月21日，长江文化艺术季“书香长江”阅读周的核心活动之一“历史写作：传统、现实与新变”主题对谈会在武汉举行。

湖北省作协主席李修文、副主席蔡家园与作家南飞雁、吕峥、郑小悠围席而坐，指尖拂过史页的褶皱，目光却始终望向当代，在史实与虚构的交界，探寻历史写作的当代价值与美学新声。

史笔如椽

在虚实之间铺展时代长卷

历史写作从来不是简单的时光复刻，而是作家以心灵为笔，在史实的经纬上，编织文学的肌理。三位作家的作品，恰如三扇通往过往的窗，透过窗，窥见窗内鲜活的历史图景。

南飞雁的《汴京听风录》，将镜头对准澶渊之盟后暗流涌动的北宋仁宗朝。皇城司的密探、辽国刺机局的细作、西夏翊卫司的暗线在汴京城中交织，让这座“富贵迷人眼”的都城成了危机四伏的谍战舞台。最令人称奇的是作者对历史人物的重塑：“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的柳永，化作皇城司的“编外”探员，在辞章与密报间游走；晏殊、钱惟演等文臣，则成了情报网络中不动声色的执棋者。扎实的考据让北宋的政治制度、市井烟火跃然纸上，而层层反转的情节，恰似一场沉浸式的“历史剧本杀”，让读者在古今交错中感受人性的复杂。

郑小悠的《雍正：天地古今惟一啸》，则聚焦于康熙末年至雍正初年的权力漩涡。全书以康熙驾崩、雍正继位为开篇，以年羹尧赐死为收束，沿两条主线铺展：一条是雍正新政的推行轨迹——设立总理事务大臣、秘密立储、摊丁入亩，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每一步都踏在时代变革的节点上；另一条是君臣关系的悲剧演变——雍正与年羹尧从“知遇榜样”到猜忌决裂，道尽权力场中的人性浮沉。作为学者型作家，郑小悠以史实为基石，却又以文学想象补白历史的沉默之处，那些留白与含蓄，恰是政治与人心最真实的隐喻。

吕峥的《明朝一哥王阳明》，则为心学大师立起了一尊鲜活的雕像。从年少叛逆到潜心向学，从朝堂风波到沙场征战，作品追溯着王阳明“文成武功”的传奇一生，更聚焦于他在困厄中融汇儒释道、创立“知行合一”心学的历程。书中既有他顺境中敢作敢为的魄力，更有他逆境中修心自洽的智慧。那句“越是艰难处，越是修心时”的慨叹，早已超越了时代的界限，成为穿透历史的生命箴言。

古今回响

历史写作的“当代性”密码

“一切历史小说本质上仍是当代题材。”李修文说。在他看来，历史写作的价值不在于还原过往的细节，而在于能否用历史的灯火照亮当代的生活，让悠远的故事与当下的心灵产生共振。三位作家的作品之所以动人，正在于其强烈的“当代感”——它们不是尘封的故纸堆，而是能与当代人对话的精神载体。

蔡家园从文学史脉络中印证了这一观点。从姚雪垠《李自成》的史诗叙事，到二月河帝王系列的权谋书写，再到马伯庸《长安的荔枝》的微观视角，每一代作家都在以自己的方式重新诠释历史。这种诠释的背后，是不同时代对历史叙事的独特诉求，更是“当代性”为历史写作注入的不竭动力。

这份“当代性”，在河南作家南飞雁眼中，是刻在骨子里的文化基因。“历史写作对我们而言犹如胎记。”他坦言，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制度、价值观如何迭代，人性中那些关于忠诚与背叛、坚守与妥协的本质从未改变。《汴京听风录》的创作，便是通过回望北宋的人性百态，来观照当下的现实人生，让历史在当代语境中“活”起来。

吕峥则从思想史的维度解读“当代性”。他认为，历史研究唯有与当代社会相连，才能焕发生命力。而历史写作正是搭建这座桥梁的最佳途径。王阳明心学中“做自己”与“去私欲”的命题，放在今天依然振聋发聩——这正是历史给予当代人的精神馈赠。在他看来，作家如同导演诠释剧本，需以当代价值观重新照亮史料，让历史智慧服务于当下的心灵需求。

郑小悠的“当代性”则藏在史实与虚构的张力之间。学者的严谨让她执着于细节的可考性，而作家的敏感又让她渴望填补历史的缝隙。这种挣扎最终成就了她的独特风格：以扎实史料为根，以文学想象为枝，让历史中人际关系的逻辑与当代人的情感体验产生共鸣。正如雍正与年羹尧的关系变迁，那些从信任到疏离的细节，何尝不是当代人社交困境的历史镜像？

心灵观照

在历史中寻找精神的参照

如果说“当代性”是历史写作的骨架，那么对当代人的心灵观照，便是其流动的血脉。历史作品的价值之一，便在于让读者在古人的命运里，看见自己的影子。吕峥对“王阳明热”的解读，恰好印证了这一点。心学的“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本质上是鼓励人回归本心的“向内求”智慧。他坦言，王阳明心学或许不能保证世人成功，却能为迷茫者提供“底线思维”，让人在挫折中实现精神反弹。当当代人在焦虑中寻找自我时，王阳明在龙场驿的顿悟，便有了跨越五百年的治愈力量。

南飞雁的创作实践，也暗合了这种心灵共鸣。他认为，历史写作的终极目标不是复述过去，而是通过与历史人物的共情，揭示超越时代的人性真相。《汴京听风录》中，柳永不再是单纯的风流词人，晏殊也并非完美的文臣楷模——他们的多面性，让当代读者能从中看到自己的挣扎与坚守，实现跨越时空的情感联结。

“文学不一定能帮我们找到答案，但能帮我们找到相似的面孔。”李修文的总结，道尽了历史写作的精神价值。每个人身上或许都有过王阳明式的“分裂”，都像他一样在寻找人生的道路；每个身处困境的人，或许都能从雍正的隐忍、柳永的坚守中，获得前行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写作从来不是回望过去的怀旧之举，而是立足当下的精神求索。

当对谈的余音消散在长江的秋风里，那些关于历史与当代、史实与虚构、个体与时代的思考，却在读者心中沉淀下来。

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作家的笔端，映在当代人的心灵深处，在古今的对话中，不断生长出新的意义。

这，或许就是历史写作最动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