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俏梅

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写道：“鲁迅先生说：‘公园的样子我知道的……一进门分做两条路，一条通左边，一条通右边，沿着路种着点柳树什么的，树下摆着几张长椅子，再远一点有个水池子。’”鲁迅先生对公园的描述极其有趣，高度抽象了公园的结构特征，可以看作是有心去逛而抽不出时间之后对于公园的一种调侃。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哪怕是最洋派的城市上海，公园也是不多的。现代公园最早产生于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后的英国，是城市化进程中对于“田园城市”的向往的产物，也是一个非常有意味的现代城市公共空间。公园对于中国是一个舶来品——中国自古以来有很多园林，但那多是“私园”，有钱人的私家享乐空间——直到1905年，据说才有无锡的几个乡绅，将几处私家小花园联结起来，又加了些小桥流水形成了一处对外开放的公园，并命名为“公花园”，这是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个公园。

武汉最早的公园当是1929年正式建成开放的汉口中山公园，也是在私家园林的基础上建成的——可见中国公园的文化品格其实是中西合璧的，引入了公园的概念之后，建什么风格的公园就是自主的了——关键必须是public的，向公众开放的。我记忆中很长一段时间，公园还是要收门票的，随着经济的发展，现在大部分公园是免费的了——实现了对于市民、公众纯福利性的服务。而在中国所有的城市中，武汉公园建设的步伐相当亮眼，超过很多一线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等，深圳的公园据说数量上已经超过武汉，但窃以为综合魅力包括历史文化的含量、规模等，还是难以跟武汉比的。武汉公园的数量也已经相当可观，目前已逾900座，在向“千园之城”进发，这使得武汉变成一个非常美丽宜居的城市。

为什么要写《公园记》这样一本诗集？阿毛自述是在解放公园的一次读诗会触动了她，使她萌生出“为武汉的每一座公园写一首诗”的愿望。公园题材的确是一个新颖别致的题材，阿毛之前并未有人集中书写过。作为现代城市空间，公园具有开放与包容、自然与人工、动态与静态、孤独与聚集等复杂的二重属性，又是城市历史与个人记忆的载体，是一处丰富、独特的诗意空间。2021年以来的三年时间里阿毛孜孜不倦地跑了很多公园，再加上之前所作的50多首，构成了《公园记》300多首诗歌的由来。

阿毛的公园诗表现了公园空间的这种丰富性和二重性，特别接地气，有在场感和画面感。花草在诗里出现的频率相当高，如她写《府河郊野公园》：“她们摘了几碗桑椹、几碗樱桃∕放在大滨菊挨着的赛车上∕∕紫色酢浆草、蓝色婆婆纳∕看着半空的红帽∕高空的风筝∕孩子们的草地午餐∕摇曳着光影和花香”，令人想起孔夫子的教诲：“多识草木鸟兽之名”。花草之名本身自含诗意，亦是现代园艺发展的标志。所有这些花木，包括公园里的咖啡屋、时见鹿（书店）、游乐场、美术馆、展览馆、露营帐篷、无人机等现代设施都是我们生存环境的一部分，这些司空见惯的现代之物，如果从文化的眼光打量，就显示了生活的变迁和文明的发展。除纷纭的现代事物之外，公园亦是历史文化古迹密集的所在，不少公园就是以古迹为核心的展示。在阿毛的诗里，我们看到很多武汉的历史文化古迹和古老的地标，包括黄鹤楼、晴川阁、鹦鹉洲、琴台、宝通禅寺、无影塔、古德寺、问津书院等，它们与周围的现代事物已经融为一体，形成一个相当综合的历史文化体，是自然美景、文化古迹与现代生活方式的交融。阿毛通常用一种后现代的并置手法展现这个文化综合体，如《古德寺所见》：“露脐装、超短裙、勾肩搭背者禁入∕但古德寺仍成为∕时尚T台∕恋人秀场∕∕……少数人以跪拜双膝与扫描二维码∕表达虔诚∕∕供奉香火的场景∕在自拍或者他拍的抖音里∕像前世……佛脚，或伫立的风∕为寺香染上世俗而羞愧”。诗人首先说庄严的佛教重地有一些行为规范，衣着上有一些要求，但现代生活风尚是挡不住的，富有侵蚀性的，这个古老的寺庙依然成为了“时尚T台∕恋人秀场”，有人甚至跪拜的时候还要自拍或他拍抖音，表达虔诚的香火钱也是“扫描二维码”付款的，这样的场景是绝对的现代。然而不管怎么现代，人依然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依然只能求菩萨祈祷“所愿成真”，这是与前现代共通的个体命运。诗的最后说“为寺香染上世俗而羞愧”，如果说老百姓的求佛里有世俗的欲望，倒是不必羞愧的，因为每一代人都会祈求更好的生活与命运，但如果佛寺本身有过多敛财的欲望，那就真的是滚滚红尘连庙宇了，如《今日的宝通寺》所写：“敲木鱼者——身心不空∕藏着旧时衣裳里的俗物”。总之，在文化古迹的描写中，我们看到诗人“融合了古意与现当代”的书写（《以晴川阁为背景的摄影》），恰切地表现了二者“之间的对峙或疏离”（《梦时代与宝通寺》），也或隐或现地表露了诗人的价值观和批判性反思。

总之，作为现代公园诗的第一位专力书写者，阿毛的想法和行动力都令人佩服，很多公园的景观在她笔下如在目前，也足足可见诗人阿毛对武汉的深挚感情。我甚至想，把阿毛的一些诗句镌刻在武汉的公园里，真正实现“让诗歌装点公园”，或许是值得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