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川

诗并非悬浮于虚空的纯粹灵光，虽然诗人冥冥中必有缪斯赐予某种神意，但它仍需扎扎实实从血肉之躯中生长，被感官世界所塑造。这便是我借用具身性思维来探讨余笑忠诗集《我曾何其有幸》的一个出发点——认知、情感与想象皆深植于我们的身体经验系统中。诗歌，这一最为精微又敏感的语言艺术，若脱离了身体的温度与震颤，便易沦为能指符号的技术游戏。具身性思维为诗歌写作注入了不可或缺的生命活力和存在纹理，它指引我们重回肉体，去书写现实的各种境况、活着的百般滋味。

具身性思维对诗歌的首要启示，在于它颠覆了传统心物二分的僵硬壁垒，让诗歌从“大脑的独白”“技术的独语”变为“整个身体的交响”“全部人生的书写”。这种具身性写作能力的获得，其实又是那么简单——时刻深切融入现实、从微细角度观察存在、体味命运的复杂。一句话，最大化地置身于生活、写作于生命现场，情感、经验、思想就会统御成一个整体思维。

诗人余笑忠的创作始终保持这样一个“完整的我”的状态，他避开“高蹈”，而不断回到看似过于具体、琐碎、细微的现场。《在一棵倒掉的杨树前》《我的伞掉在了出租车上》《找手机》《我站在我从前打电话的地方》……你一看这些我随意抓取的余笑忠的诗歌题目就能知道，他是从他的身体、他的经历、他的事件之中寻觅诗神足迹的。

诗集中，他绝大部分诗歌都是从生活中来。当然，我不是说诗人就必须如实而写，我是在说他写作时，牢牢抓住了某种“根性”的东西——他不写他不知道的事物、他不写纯粹与“我”无关的东西。他尽可能准确地去触及生命之核，而返回身体、返回这个当下，就是回到生命之核的重要途径。古希腊诗人阿尔齐洛科斯（Archilochus）曾说“我们随着步伐思考”， 他是说身体的律动会自然生成语言的节奏；而察视个体感受、提炼人生经验，则真的会形成我们自己的词典——拥有自己活生生的语言库与素材库，而永远不必担心自己的写作会枯竭于技术性模式化表达的疲劳与厌倦，因为身体与时代的摩擦是时刻发生的，诗人是时刻被生活激活的。余笑忠具有着一种收纳的、内视的、省察的诗歌写作风范，如同一棵能够不断从自己树干上摘取灵芝与木耳的“聪明树”。

就是这样，余笑忠的诗扎根于具体、可感的经验土壤，从而获得了一种尖锐而新鲜的真实性。他诗歌里的孤独、欢欣、痛苦、失落、愤怒，是我们身上也都有的，为何在他笔下就如此鲜异？那是他独特地激活通感、融汇经验、炼化语境，突出了这种个体经验的生命意义与文化价值，让诗歌具有了人性的深度、思想的锐度——他没有停留于感受本身。

一个诗人不是来世界“挠痒痒”和“抖机灵”的，而是触动别人、震撼别人的。捧读余笑忠的诗集，拍案而起、拍大腿称叹之处颇多。可能这就是具身性写作的特点，让作者和读者共鸣共振，让读者强烈有感。他的诗击中我的是这些部分——

一是现实经验的多维度书写。印象突出如《蛇影》，诗以日常生活中偶遇蛇的经历为切入点，将平凡的摘菜场景转化为富有哲学意味的思考。我欣赏他对“微小奇迹”的珍视，他时刻充满着对生活的敏感。他没有“宏大”其事，而是以“土地婆子”的俗名赋予蛇神秘色彩，与母亲的“下过地狱”的民间说法形成互文。一次偶然的与蛇的自然邂逅，拓展为关于恐惧、记忆和文化传承的沉思。这样的书写其实贯穿近年余笑忠的写作——我称之为一种新的复合型经验叙事，既是肉身的、又是精神和情感的，既是个体的、又是社会和集体的。

二是现代性寓言的创构。印象突出如《天台上的跑步者》。天台作为临时场地，储水间构成的“死角”，跑者“断断续续”地出现与消失，共同构建了一个受限的运动空间。这种物理空间的局促，映射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我们看似自由，实则被无形的结构所束缚，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绕行代替直行”。跑者的形象具有双重性——他既是具体的个体，又是现代人的缩影。他的“另辟蹊径”与“不能甩开脚步快跑”，恰如当代人在快节奏社会中的矛盾状态：既渴望突破，又不得不妥协。而诗歌的结尾，跑者“终于从一团乱麻中脱身”，万家灯火“如此明亮”，则暗示了一种可能的解脱——不是通过彻底的自由，而是通过接受限制并找到自己的节奏。这就是余笑忠的能力，通过对一个微小事件的寓言化书写，使之成为时代映像。诗集中这样的作品颇多，读来每每令人警醒与反思。

当然，他的诗击中我的，还有他的悖论式语言结构、冷抒情与黑色幽默。他的混合着苦笑与洞见的语调，已经形成了当代诗坛独有的余笑忠式的“刺痛的清醒”诗风。可以说，由具身性思维统御的对时代现场和现实经验的生动挖掘和创造性书写，这个诗人已经提供了一个不可替代的中国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