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97岁的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著名农村问题专家张厚安专门撰写文章，回忆抗战期间自己亲历的那段难忘的难童生活岁月。点滴往事，感人至深，也真实反映了抗战期间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和不屈的精神。
□ 张厚安
1939年至1942年，在位于抗战后方的重庆北碚绍隆寺内的北泉慈幼院，我曾度过了三年难忘的生活和求学时光。
80多年来，我时时刻刻都感受到三年慈幼院生活对我人生的影响，那段生活给我打上了深深的、不可磨灭的烙印。这段往事我不知已经对人讲述过多少遍，至今仍记忆犹新。
今天，我这个年过九旬的老翁，以抗战时期一个难童的名义，根据亲身的经历，来回忆这段历史，并以此献给今天在和平幸福生活中成长的新中国年轻人。
难童流亡：从武汉到重庆
1938年武汉失守，我们兄弟姐妹六人由武汉辗转来到沙市，进入世界红十字会难童收容所。从这时起，我们就成了难童。
在沙市住了不到一个月，由一位冉姓老师带队，送我们几十个孩子去四川后方。在轮船的甲板上，冉老师指挥我们唱抗战歌曲《中华民族不会亡》。“奋斗抵抗，奋斗抵抗，中华民族不会亡……”的歌词至今未忘。
在万县（今称万州），冉老师带我们来到万县王家岩慈幼院。记得下船那天，风雨交加，我们一身淋得透湿，冒雨前进。这也是我们这群十岁左右的孩子，离家后遇到的第一个考验。
王家岩在一个很高的山寨子上。我们拖着疲惫无力的双腿，不知爬了多少坎坎，才爬上那望不到尽头的悬崖陡壁的顶端。第二天雨过天晴，我第一次用皂角在河沟里去洗衣服，当然，这时既不知道如何使用皂角，也不可能洗干净衣服上的黄泥。但毕竟是自己洗了自己的衣服。
在王家岩慈幼院，我们被分到各个年级学习。时间不长，我们又被送往重庆。
在重庆，我们先被送到神仙洞难民收容所。时值五月，天气已很热，敌人的飞机经常来轰炸。由于打了防疫针，膀子很疼，没去防空洞，我们就躲在附近当时财政部前面的一片树林里。飞机投弹后的一片火海、敌机的机枪扫射，和我方防空弹发出的满天闪光和响声令人生畏。好像那些子弹就要落到自己身上了，于是把头抱得紧紧的。
在神仙洞住了约一月余，我们就被送到设在北碚北温泉绍隆寺内的北泉慈幼院——战时我们的“家”。
“人在苦中不知苦”
经过沙市、宜都、万县、重庆，最后到达北碚北温泉绍隆寺，这数月的经历，使我们亲身受到了战难的洗礼。
绍隆寺是一座古庙，北泉慈幼院就设在寺内。到那里后，我们便很快习惯了那儿的一切。我们爱院长、爱老师、爱同学，爱学习、爱劳动、爱那里的一切……我们爱这个新“家”和来自战区的兄弟姐妹们。在战争年代里，这个“家”不仅给予了我们很好的教育、无比的温暖，而且还给予了我们“吃苦耐劳”“勤俭朴素”“坚韧不拔”等奋斗精神。
在慈幼院，我被分到四年级学习。当时同班同学今天还有联系的有廖适清、丰顺烈、穆耀洪、李戊寅、骆必荣、李盘新、刘述英等人。在慈幼院，我们不仅要自己洗衣洗被，自己种菜种瓜，而且还要抬煤抬米。劳动是我们生活中的必修课。虽然很辛苦，但是我们的感觉是“苦也甜”——“上山抬黑的（煤）、下山抬白的（米），上山打豹儿、下山打疤儿（指绍隆寺主持）”的顺口溜，就反映了当时我们对生活的乐观。
由于条件艰苦，营养不良，不少同学患病。在慈幼院，我第一次生了疥疮、第一次患了沙眼、第一次生了瘌痢。我们和臭虫作斗争的那些场面，至今记忆犹新。
由于慈幼院所依靠的盐务总局经费来源逐渐断绝，慈幼院的生活越来越困难，有时饭都吃不饱了。但是，全院师生都能坚强地面对战时环境下遭遇到的一切。
当时，我们也有自己的乐趣：踢毽子、打弹子、游泳、爬山……几乎个个都是能手。1995年，我与廖适清同学重游绍隆寺时，还发现了当年我们用来磨弹子的一块石头，石头上磨出的一条条深深的磨槽印痕还清晰可见。见到那块石头，重温儿时的苦、乐，怎不令人思绪万千。
慈幼院三年生活期间，我从来没有“苦”的感觉，也没有哭过鼻子。这是为什么？是因为在慈幼院里，老师和同学们亲如家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们、说我们，我们从不自暴自弃。相反，我们充满了自信并自认为是国家未来的栋梁。
那些最不能忘记的人和事
1939年到1942年，在慈幼院生活期间的一点一滴都值得我去回忆、重温和思考，有些人和事又是记忆中最为难忘的。
对我影响最深、在我一生中思念最多的，当然是我们敬爱的周之廉院长。我还清楚地记得她对我们训话时的情景。她教我们的颈部运动操，我至今还坚持在做。我还记得孔祥融同学过生日时，她给同学们分食生日蛋糕的场面——一个大蛋糕，她平均地分给每个同学。虽然每个人只能分食到很小很小一块，但是大家所感受到的温暖、母爱和幸福却是无法估量的。
有一次，周院长出门为慈幼院筹款，在重庆过江时，码头上的跳板被人群压断了，大家都落了水，而她因会游泳幸免于难。因为这件事，她鼓励我们学游泳。
我也不能忘怀，周院长用自己微薄的收入买来鱼肝油为同学们治疗夜盲眼的事。那时我们排着队，来到院长房间，一人分食一匙鱼肝油的情景，就像发生在昨天。院长还想尽一切办法，为我们治疥疮、沙眼和瘌痢。我们毕业后能顺利地到中学读书，也是由于她从教育部门为我们争取到了贷款。任何时候，只要想到院长，我们就感到温暖和力量。她的言传身教对我们每一个慈幼院同学影响至深，她为我们奉献了自己的一切。
与我们朝夕相伴的郑金章老师，也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无论寒暑，每天清晨起得最早的是郑老师。他朝气勃勃、无怨无悔投入到救亡活动和慈幼院的教育工作中。每次劳动，无论是上山抬煤，还是下山背米，他总是和我们在一起。当看到有的同学搬不起重20多公斤的米袋时，他就帮助同学把米袋扛上肩。当看到落伍的同学背米感到吃力时，他就用手中的竹棍帮助一起抬……
音乐老师余自定既教我们的音乐，又编创歌剧组织大家演出。我们演过的《卖菜献金》的歌词：“挑起担儿进城厢，今儿要把菜卖光，卖了菜钱捐国家，国家与咱保安康……”至今让我记忆犹新。音乐老师们丰富了慈幼院的文化生活，歌声与读书声在深山古寺里回响，它提示着人们，这里乃是一所“烽火摇篮”——歌声激励着我们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念，鼓舞着我们不断去战胜困难。
张白璐老师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女老师。她年轻漂亮，充满了朝气活力。艰苦环境下，她的乐观精神感染着每个同学。
周颖老师是保育主任。她对我们要求严格，同时充满了爱。每天劳动后，在晚餐前，她常常对我们训话，对一天的情况作一个小结，表扬好人好事，批评不端行为。后来我又曾几次在武汉和北京见到她，在她家里，或在北京邮电医院聂绀弩先生（她的丈夫）的病榻旁。
还有许许多多忘不了的人和事——
我不能忘记曾在一个床位上睡觉的高长发同学（当时是两个人睡一个床位）。
我不能忘记1942年去重庆考初中时住在廖适清家的那段日子。我当时患了疟疾，晚上睡在他家客厅里发高烧，白天则去参加考试。
我不能忘记夜半起床参加轮流打更、紧急集合，还有在小溪中洗衣、游泳，在温泉游泳、去乳花洞寻找乳花石的情景。
我不能忘记女同学们为我们每个人做的那双布鞋，这也是在慈幼院我穿过的唯一的布鞋（平时都是打赤脚）。
我特别不能忘记躲飞机和追悼张自忠将军时在北碚遭到轰炸的情景。我还不能忘记缙云山的竹林和缙云寺的钟声，不能忘记绍隆寺山门外的两棵白果树和山门内的四棵桂花树……
冯玉祥将军给我们题词
在慈幼院的三年间，我先后见到了当时的许多党政要员，如孔祥熙、孙科、于右任、冯玉祥等。
冯玉祥将军当时就住在我们旁边的缙云寺，据说是被当局软禁在那儿的。因与绍隆寺相距不远，我们有机会多次见到冯将军。他在演说中经常指责国民党军人，说他们到处欺压老百姓。有一次他嘴上发炎，擦了一些白药膏，在绍隆寺大殿前对我们演说时，我们还以为他长了白胡子呢。
有一个夏天，天气很热，周院长想送些我们种的西瓜给冯将军吃。于是，派了六位男同学抬了一大筐送到缙云寺。看到慈幼院的孩子，冯将军十分高兴，连连向大家打招呼。临别时，有一位同学拿出了一大张白纸请求将军题词。将军一看有六位同学，于是把纸裁成六张，然后给每个人写了一张。题词的内容，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希望您们永远做雪里送炭的人”。写完还签上他的名字，盖上“冯玉祥”的大印。
1942年夏，我离开慈幼院，去长寿国立十二中就读。抗战胜利后我回到武汉，1949年考入中原大学，1951年被选派至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学习，1953年毕业后返回华师任教至今。
今天，绍隆寺的庙宇已不复存在了，但是那段往事将永远留在我记忆里，留在抗日战争的历史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