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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区域要出现科技初创企业，就要构建适合科技初创企业生长的环境，其中最重要的是包容性和增强各种要素供给，如人才、资本供给等。

很多科技创新要发展起来，才能看到规范的必要性，人工智能还没有发展，就匆忙地去限制企业发展，这不利于建立科技产业优势。

创新是企业的事，如果企业创新出现了障碍，那么此时就需要地方作为；如果企业创新没有出现障碍，那么政府就应该退避三舍。

只有“放”才能活，只有“让”才能飞

湖北日报记者：“杭州六小龙”的出现，给各地发展带来了怎样的启示？

盘和林：在科技革新的时代浪潮中，“杭州六小龙”——游戏科学、深度求索（DeepSeek）、宇树科技、云深处科技、强脑科技、群核科技，宛如闪耀的新星，在人工智能、机器人、脑科学等前沿领域披荆斩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突破性成果。它们不仅彰显了中国科技创新的硬实力，也为杭州这座“数字之城”注入了新活力。

杭州给予各地的启示，可以从创立一家科技初创公司的条件出发。对于创业者来讲，最需要的就是资本、人才和良好的营商环境。

资本方面，杭州地处江浙沪，民营经济发达带来的好处，就是民营资本也随之壮大。民营企业家集合一些资金，成立了各类私募投资基金，如深度探索公司的底气就来自幻方量化私募基金。可以说，如果背后没有发达民营经济和民营资本，“杭州六小龙”不会有如此强大的发展底气。

人才方面，杭州的各大高校构成了杭州人才供给的基础。当然，城市要留住毕业生，必须有与专业匹配的就业，而杭州“电商之都”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正是因为阿里等企业的存在，杭州留住了大量互联网科技领域的人才；正是因为这些企业人才的高流动性，大量人才走出去了，在杭州进行二次就业和创业；也正是围绕这群人，杭州有了互联网科技的技术交流圈子，交流多了，各种想法和创意就会不断涌现。

营商环境是杭州最值得关注的地方。杭州对于所有民营企业都有很好的包容性。浙江是改革开放先行地、对外开放“桥头堡”，有着自下而上推动改革的优良传统。和其他地区不同，杭州的国有经济相对薄弱，对民营经济的依赖性很强，当地善于向民企让步、让路。比如杭州西湖不卖门票，客观上就是给民营企业让路；比如杭州电商的发展壮大，是杭州包容、宽容的结果。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结论就是：只有“放”才能活，只有“让”才能飞。这个“让”，是政府和国企给民企让路，帮民企省事、平事。

总之，“杭州六小龙”给各地发展带来的启示在于：一个区域要出现科技初创企业，就要构建适合科技初创企业生长的环境，其中最重要的是包容性和增强各种要素供给，如人才、资本供给等。只有制度供给、人才供给、资本供给都跟上了，区域内的科创企业才能蓬勃发展。

人工智能和制造业融合是大势所趋

湖北日报记者：从湖北来看，以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面临着怎样的竞争态势？

盘和林：湖北制造业偏重，经济底色是好的，尤其是武汉非常注重高端制造业的发展，比如通信制造、汽车制造。对于湖北制造业来说，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能提质增效、降本增效，也能缔造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缔造新经济来驱动发展。更加重要的是，未来人工智能和制造业融合是大势所趋。

对于湖北来说，应该先激活人工智能产业，吸引外部的人工智能企业，鼓励本土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发展。有了规模足够的人工智能产业，湖北才能更快地推进域内企业和政府向智能化转型。与此同时，湖北也要发挥自身在制造业上的优势，争取在算力芯片上有所突破。当前，在人工智能领域，算力依然是瓶颈，湖北需要向算力全产业链做拓展，比如科技壁垒最高的是芯片，而相对壁垒低一点的是云计算。

少给企业找事，多给企业“平事”

湖北日报记者：新春开工以来，各省份都表达了对新科技的拥抱，发展新质生产力各地该有怎样的作为？又要避免哪些问题？

盘和林：从根本上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不是政府，而是企业。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只是喊口号，而是要给予企业发展更多支持。一方面是真金白银的支持。各地财力不同，给予企业真金白银支持的力度不同，靠补贴规模去内卷没有太大意义，但至少不应该让本地政府在这方面落后太多；另一方面是通过改善营商环境和要素供给来支持企业投资，鼓励企业创新。其中营商环境的支持主要体现在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也就是少给企业找事，多给企业“平事”，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

在增加要素供给方面，湖北是科教大省，人才供给不弱于其他地区，关键是要把人才资源留在武汉，并逐渐形成一个人才交流的圈子。当然，承载人才最主要的手段是就业，武汉的优势在于科研院所较多，科研机构可以通过扩容承载更多人才。除此之外，当前最关键的问题，是要建立一套高效的人才选拔体系，把人才优势真正转化为创新发展优势。

在资本供给方面，湖北相对缺少具备资本规模的民营资本，政府在科技投资上可以起到一定的带头作用，比如政府主导的创投母基金的方式，政府领投，民营资本跟进，由专业风险投资机构主导，来筛选值得投资的初创公司。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壮大企业，需要发展人工智能产业，需要增强资本和人才供给。这些之外，还需要在创新上给予激励，激励的手段可以是多方面的：比如揭榜挂帅，给予一个研发目标，研究项目向企业招标；比如可以是产学研融合发展，让科研机构和企业一同发力，政府搭台，科技机构和企业唱戏；比如可以是专利产权保护；比如可以是更高的科技前沿包容性。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避免过多的管控和政府干预，要先立后破，而非先破后立。很多科技创新要发展起来，才能看到规范的必要性，人工智能还没有发展，就匆忙地去限制企业发展，这不利于建立科技产业优势。飞梭的发明人约翰·凯伊，其发明飞梭后想要向英国国王申请专利的时候却被拒绝了，理由是飞梭提高了效率，但减少了就业。从现实来看，推动自动驾驶发展，不能因噎废食，要抓住科技风口，助力科技发展，等科技应用成熟之后，再去考虑社会整体效益，并作出相应的规范。

政府助力企业创新的方式主要有两种

湖北日报记者：企业创新与地方作为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盘和林：创新是企业的事，如果企业创新出现了障碍，那么此时就需要地方作为，比如企业找不到人才、找不到资本、找不到专利，政府可以成为桥梁。除此之外，如果企业创新没有出现障碍，那么政府就应该退避三舍，既要防止政府更多地“光顾”“访问”企业，也要防止政府下辖的国有企业过度挤压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

除此之外，政府应该为企业创新提供助力。这种助力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政府撬动社会资本对科技企业进行投资，这是一种母基金的模式；一种方式是政府通过购买采购的方式来支持科技初创企业，将科技初创企业的产品率先用在公共服务领域。这样，既能够升级公共产品，也能够促进科技初创企业的发展。

总之，在创新和地方作为之间，地方应该做好一个发展的促进者，要从创新企业的体感出发，少添麻烦多帮忙。这方面杭州是有借鉴经验的，浙江曾推出“最多跑一次”。后来，“最多跑一次”变成了“一网通办”，办事员平时不会去找企业，只在企业需要的时候给予帮助。针对民企的服务细节和政府部门的感同身受是地方最需要的。

生产力之“新”不能脱离本地产业生态

湖北日报记者：如何从源头上提升生产力之“新”？

盘和林：首先，不要苛求，要因地制宜。要从各地的具体情况出发，有多大的碗就盛多少饭。和长三角、珠三角竞争，湖北能拼的，是人才，是创意，是营商环境，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潜在需求。湖北科研高校多、制造企业多，如发展汽车产业，引入自动驾驶就是一个很好的策略。而对自动驾驶产业的发展，政府应该乐见其成，保护好科技苗子，让其成长起来。所谓创新，要因地制宜，脱离了本地的产业生态，那么“新”就无从谈起。

其次，要真金白银投入。投入多少才能产出多少。投入产出的效率是可以优化的，但没有投入必然没有产出，而在投入上，政府先要克服对科技原创、长期科技烧钱的投资恐惧，如果政府对科技没有信心，怎么指望民营资本对科技企业有信心呢？

再者，要完善激励机制。政府投资科创企业，可能会成功，可能会失败，重要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过程是秉持科学客观的态度。民营企业和资本的激励机制是明确的，但国企和政府的激励机制要完善，要激励相容。

最后，要释放政府手头的资产。具体看，发展新质生产力要释放政府的科技专利资产。比如美国历史上就有《拜杜法案》，目的是将美国政府手上的科研技术全部卖给私人企业，诸如高通以前的技术叫CDMA，这项技术就是来自美国国防部的声呐探测技术，诸如ASML紫光激光器最早就来自美国星球大战的科研成果。企业才是创新的最好载体，将专利和人才放到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手上，既鼓励了民企，也让人才和专利“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周磊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