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白云

父亲常说，粮不够，红薯凑。在过去缺衣少粮的年代，红薯能抵半年粮，是百姓的“救命粮”。红薯易种，它总是静静地生长，默默地迎接风雨，不经意间，藤蔓就爬满田间地头，似铺了一层绿茵茵的厚地毯。

小时候，每年开春，父亲往田里运红薯苗和农家肥，我负责打窝、丢肥、栽红薯。只等时间的洗礼和沉淀，转眼间就到了收获的季节。一般是初冬，天不亮，父亲就叫醒我。我们啃着馒头，踏着寒霜，拿着镰刀，走向红薯地。我的任务是割红薯藤，再拉扯它们系成捆。忙完这个阶段，人已腰酸背痛，还不能停歇，紧接着搓红薯。

刚出土的红薯上裹有泥土，像“泥疙瘩”。搓掉上边的泥，掐掉两头的根茎，或扔成堆，或装进袋子。江汉平原上的泥土比较温润，不同于北方的冰凉坚硬，很快我的双手裹满了红薯汁和泥土。风不大，却似刀刃，吹在手指上清疼。就是那时，我对红薯有了些许恨意。

红薯收完，一般拉回家窖存。有时候也就地切片一些。父亲拿起专用“刨子”，坐在红薯堆中间，左右开弓，上下刮刨，薯片如雪片，个个不落地飞进箩筐里。一堆刨完，移至下一堆。父亲哼起小调，我分开叠压的薯片。裹在手上的红薯汁似胶水，很难搓掉，用指甲扣不动，就用镰刀刮。手指钻心地疼，我对红薯的恨更深了。

最怕半夜收红薯干。经过几个太阳的晾晒，红薯条发生物理变化，变为好看的红薯干。往往在这些日子里，父亲似一只猫头鹰，两眼炯炯有神地盯着那些红薯。有时候在我睡得正香时，他往往以“三个啦”叫醒我——下雨啦！起床啦！收红薯干啦！于是我一个鲤鱼打挺，迅速穿上鞋子，提了篮子，拿上蛇皮袋，冲往目的地。

当时我心想，不种这红薯该多好，不用受这般苦。可转念自问，若不种它，哪来红薯美食呢？那年月，虽然不是“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的生活状态，但我特爱吃红薯粉条。冬日里煮一锅，热气腾腾，用筷子从咕嘟咕嘟沸腾的清汤中捞上一碗，再拍几瓣大蒜，放一些熟花生，淋上香醋，戳一筷头猪油，吃起来满口生香。

乡下走亲戚，如果没有什么礼品可送，带上一袋红薯也算拿得出手。我至今还记得，有一年冬夜，父亲带我去虎渡河大堤看电影，顺便去看姑妈，一时半会拿不出什么可送，我们就装上一袋红薯，姑妈拿到红薯在煤油灯下展露出来的笑容，至今还在我脑海闪现。

参加工作后，随父母搬到了城里，很少吃到家乡的红薯。每次回老家，我都会让祖父给我下一碗红薯面条，回城时再带一些蒸红薯与生红薯。红薯于我，不仅是家乡的味道，更是挥之不去的乡愁。

最近几年，随着乡村振兴的号角吹响，当年普普通通的红薯迎来“薯”光无限，成了乡亲们致富的“金坨坨”。红薯的品种也越来越多，西瓜红、板栗薯、玛莎莉……生吃，清甜爽脆；蒸烤，软糯香甜。有的年轻人跑到城里开起了红薯早餐店，客似云来；有的城里人下到村里，办起了红薯加工厂，口碑载道。除了传统的红薯粉条、红薯面、红薯干，人们还研发出红薯饼、红薯麻辣条、红薯芝麻丸子等美食。老家因势利导，围绕红薯做文章，在农民丰收节上展示红薯产品，宣传红薯文化。小小红薯块，成了香饽饽，做成大产业。

又快过年了，那些卖烤红薯的小摊像候鸟一样准时出现在古城的大街小巷，刚出炉的红薯烫得人手舞足蹈，传递着火一般的暖意。慢慢品食，暖胃、暖身又暖心。不由想起小时候，家里的一些红薯总是堆放在草木灰里。有一次我问父亲，“把它们放到草木灰里干啥呢？”父亲笑着说：“怕老鼠偷吃啊！”长大了我才明白，红薯放草木灰里，可防潮，防冻，防虫，这也是祖上传下来的储藏智慧。

冷灰储藏，热灰煨熟，这也是红薯的哲学。宋代诗人陆游在《游近村》一诗中写道：“薯蓣傍篱寒引蔓，菖蒲络石瘦生根。”不仅是红薯，山药、萝卜、土豆等农作物，都有一种特性，坚定信念，默默生长，愿意等待，无惧冷落，一心一意用实力证明自己。

人，若能像红薯一样，凡事不急不躁，不慌不忙，永远保持一颗向上的心，那么身为人民教师的父亲以前在收红薯时对我说的一句话，即是对它的回应：万物都有它的理，如同种红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哪怕一直处于黑暗中，也没有自暴自弃，而是认真对待每一次生长、每一次发芽。因为它相信，终有破土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