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韩晓玲 通讯员 陶亚雯 杨晓丹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近日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年画作为春节的文化符号，则承载着一代代中国人的年味记忆，是“贴在墙上的风土人情”。一月九日至十一日，在第三十七届北京图书订货会上，湖北美术出版社推介的新书《中国年画史》吸引了不少目光。该书近三十万字、收录三百五十余幅经典年画，再次唤起我们对年画和年俗的记忆。

人间烟火、美好祈愿，浓缩在一幅幅年画里。如今，张贴年画的习俗已淡出人们的生活，而年画的文化魅力仍闪耀着光芒。

传统年画里的浓浓烟火气

《中国年画史》由已故著名美术史论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薄松年先生著，他的学生、天津美术学院副教授姜彦文整理。书中梳理了年画艺术的起源和发展历程，以及年画背后的民俗文化内涵和审美意蕴，为我们徐徐铺开生动而鲜活的世俗风情画卷。

年画始于门神画，在辞旧迎新、驱邪纳福的节俗中，逐渐发展为年节特有的装饰艺术。古代的年画，起源于汉代，发展于唐宋，盛行于明清。它让绘画艺术从庙堂、书斋走向民间、民众，展现了活泼泼的生命力。而雕版印刷技术的发展，为年画艺术的繁盛提供了有利条件。

说起年画，很多人会想起福禄寿三星，想起胖娃娃和鲤鱼、莲花。其实，年画艺术根植于民间，所反映的题材极为广泛，历史典故、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世相人情、市井风俗、农事生活、山水花鸟、小说戏曲乃至时事新闻等，几乎无所不包。年画以通俗的绘画语言表达民众生活和心灵向往，色彩鲜艳，情趣盎然，风格喜庆。

纸上乾坤大，画里岁月长。年画凝聚着丰富想象、民间智慧和浓浓的烟火气，寄寓着人们对国泰民安、人寿年丰、吉祥如意、幸福美满的期盼。

年画艺术与民众生活及风俗习惯紧密相连，比起其他画种更注重观赏性、娱乐性和装饰性。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之所以绵延不绝，便在于它相较于其他绘画艺术的不可替代性。

薄松年先生在《中国年画史》一书中阐述：“传统年画较多地反映了人民的生活和理想，它肯定生活，歌颂劳动，充满对美好理想的向往和鲜明的乐观主义精神。民间年画的表现手法也极为活泼自由，它从不单纯卖弄技巧，但适度的夸张变形，鲜亮的色调搭配，千变万化的章法，妙趣横生的构思，炽烈的生活气息，都与内容较为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予人以艺术感染力。”

年画艺术中的湖北元素

年画历史悠久，覆盖地域辽阔。历史上，曾经有众多年画产地，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山东杨家埠、四川绵竹、河北武强、河南朱仙镇等都是著名的年画重镇。

《中国年画史》提出，约略从明代中后期起，全国各地陆续出现印制年画的中心产地；至清代前期，年画中心产地逐渐扩大和增多，呈现出繁荣发达的景象。这些产地的年画生产商，有些是作为农民副业自产自销，有些是具有相当数量手工业工人的画店作坊。

书中介绍，当时著名的年画产地遍及全国。其中，湖北地区年画大体分布于三处——武当地区，以古均州（现丹江口市）为中心；黄陂木兰山地区；武汉地区。

武当地区的年画生产在湖北历史最早，刻印水平也较高。明成祖朱棣大修武当道观，广集能工巧匠，对当地民间艺术发展有一定影响。明清时期，均州、草店一带的画店有十多家，随之扩展到老河口、随州、谷城、南漳、枣阳等地。武当地区自古商贾云集，香客来自全国各地，加速了不同地区民间年画的交流和融汇，均州年画中就曾出现刻印天津杨柳青的画样。武当地区的年画种类繁多，发行数量大，刻印水平也较高，在豫、陕及鄂西等地有很大市场。例如，一对清代木版套印的文门神年画，造型稳重、色彩饱满、气度十足，图中有“均州城”“长泰福”的款记。

黄陂木兰山是佛道寺观集中之地，并形成了规模较大的木兰庙会，带动了民间艺术的繁荣。在木兰山下的滠水河旁，就有四十五户经营木版年画，故当地有“湾湾有作坊，户户有草画”之说。

武汉地区是湖北年画另一重要产销地，大约始于清咸丰、同治年间，此前武汉多销售四川及木兰山的年画。汉口棉花街（旧称港边）几家年画作坊开业较早，继而有蒋复泰年画作坊兴办，四川年画被挤出市场。其后，汉口长堤街又出现好几家门神作坊，逐渐垄断了武汉门神市场，并销往湖南、江西、安徽等地。由于门神生产量大，纸号、染料行、年画作坊之间结成联营，而行业间的竞争促进了年画、挂门笺的推陈出新。

从尚有珍藏的版片和印品可看出，湖北木版年画体裁多样，有门神、单幅年画、中堂、四条屏、斗方、灶画、灯画等；其题材内容亦较为丰富，除吉祥喜庆和戏曲、神话、历史传说的故事画外，近代还出现了表现时事新闻、重大事件的作品。

有趣的是，在一些并非湖北产销的年画中，也出现了与湖北有关的元素。例如，在小说戏曲年画中，取材于《三国演义》和有关戏曲、民间传说的年画有着显著地位。刘备完婚和回荆州的画面，在年画中出现的频率颇高；长坂坡之战、三顾茅庐等故事，也是年画常见题材，而这些故事发生在湖北；同样是年画《黄鹤楼》，尽管天津杨柳青和苏州桃花坞在场景刻画上有所不同，但均是表现“周瑜设宴”的故事。

折射历史风云和社会变迁

年画艺术的发展与衍变，折射着历史风云和社会变迁。

清代一些年画作品，受到西洋绘画风格的影响，成为西风东渐的一个窗口。清末民初，内忧外患，社会上出现了反抗列强侵略、提倡爱国、描绘新事物等内容的年画，也产生了将国画工笔重彩与西洋擦炭水彩结合的月份牌年画。

革命风起云涌，投射在年画创作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的美术工作者就曾利用和改造传统年画，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革命精神，创作出不少优秀的新年画。例如木版套印年画《军民合作 抗战胜利》，便是“新门画”经典之作，在保持传统门神画样式的基础上，将人物置换为战士形象，生动画出了八路军和民兵的英雄气概，传递抗战必胜的信念，彰显鼓舞人心的力量。

新中国成立之初，兴起了全国性的“新年画运动”。新年画继承了旧年画的优良传统，摒弃了落后、迷信的内容，在题材内容和艺术形式上有了许多新发展。新社会、新生活、新风尚、新气象，融入新年画的创作中。年画所反映的生活和理想，不再是虚幻的“天赐黄金”“富贵有余”，而是已经实现和通过奋斗必然实现的新图景，洋溢着时代气息。

改革开放之后，年画再次经历了一个繁荣时期，优秀作品陆续不断地涌现，出版量逐年递增。全国年画年出版发行量高达7.1亿张，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年画曾被比喻为“贴在墙上的电视机”，在人们的文化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大众的生活和审美也在变化，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年画逐渐淡出人们的日常生活。2006年，多地木版年画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薄松年先生在《中国年画史》提到，他对于年画有一种深厚感情：小时过年，腊八刚过，市面上就出现了画棚和年画摊子，也有背着苇帘（里边卷着年画）走街串巷的小贩，在寒风里吆喝“画来，买画来”；画棚里五颜六色的年画，令他流连终日，画棚关门也不忍离去；家里炕头上曾贴过一张年画，大人告诉他画的是诸葛亮草船借箭的故事……儿时的美好记忆，一直深刻在他的脑海里。

薄松年先生在书中留下一个问题：年画从人民生活中淡出了，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作为中国民间美术的龙头，年画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更加显现，作为历史文化遗产更应得到保护和抢救。春节是中国普天同庆的隆重节日，年画还有没有可能以新的形式和面貌新生呢？

近年来，“新生活·新风尚·新年画”——我们的小康生活美术创作展示活动在全国持续开展。一大批雅俗共赏的新年画作品，吸引人们“赏年画，过大年”，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读懂乡土中国的意蕴。

薄松年先生提出的问题，正在得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