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天无

霍俊明编选的《夜雨修书》（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4年版），收录著名学者、评论家、诗人陈超与朋友间重要的往返书信219通，时间跨度从1981至2004年。只需看一眼往来通信者名录，如牛汉、昌耀、贾平凹、唐祈、邵燕祥、谢冕、钱理群、林莽、舒婷、西川、韩东、王家新、于坚、欧阳江河、程光炜、唐晓渡、崔卫平、徐敬亚、周伦佑、臧棣等，便可知这部书信集的史料价值。有评论者称之为半部当代先锋诗歌史，编者认为它“为当代先锋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空间”。可以说，它既是中国当代诗歌史、文学史的载玻片，也是管窥这一时期社会文化的典范样本。

在诗学研究领域，陈超被公认的最明显的两个特质，是生命诗学的建构与文本细读的实践。犹记当年阅读他的《生命诗学论稿》及其修订版《打开诗的漂流瓶》时，印象最深的一个词是“噬心”。他认为，诗歌面临的主要难题是对生存题材的处理，对时代噬心主题的介入与揭示，能否予以接受者噬心的疼痛感。真诚的诗人作家，按照他的说法，对生存和生命保持了更尖锐的开掘和追问；诗人在不计代价的语言历险中体现出的“求真意志”，让诗发出奋勇不息的辉光。生命诗学与文本细读相互支撑，缺一不可：对个体存在的勘探与追问这一宏大命题，须经由文本解读实践来坐实；但文本细读若没有更高的目标设定，则会让解读者陷入形式技法的泥淖。

在《夜雨修书》中，无论熟识的还是素昧平生的诗人朋友，都对陈超圆融、扎实、有穿透力的细读功力赞叹不已。他的细读不仅能道人所未道，而且常常品读出诗人自己未觉察的意蕴，于坚称之为“分析一粒米”。我在撰写《如何阅读新诗》时，曾完整引用他细读布罗茨基名作《黑马》的文字，几近两页篇幅。我几乎无法对其删节，一方面是它具有严密、自洽的解读逻辑，另一方面是想以此向读者示范，严格意义上的“细读”究竟是怎样的。我注意到他使用了新批评重要术语之一的“语象”，而未采用“意象”。在新批评看来，读者在诗中看到的并不是“意象”或“象”本身，而是语言符号；这是语言艺术与其他艺术的重要区别。今天的批评家或多或少都受过新批评的影响，我们所接触的新批评资料远超当时，有多少人在细读上超越了陈超呢？又有多少人是在认真借鉴域外批评理论与方法的前提下，构建自己的、本土的诗学蓝图呢？细读的重要性，是为了更精准地达成与诗人、文本深层次的对话，进而评判其在“噬心”主题上的达成度。

比如在给寇宗鄂的信中，陈超说他的诗“悄悄地弥散在我周围的空气里，慢慢使我觉得，生命尽管是轻描淡写的、无助的，但它又是那么坚卓、高蹈，充满着自如的透明”。在其中，“良心比形式更有意义，忏悔比语言效果更显赫”，故此，“我不得不采取了细读！”将细读仅只视为对形式技巧的字斟句酌，又习惯性地“望词生义”而偷换掉其真实意指，这种情形并不只出现在诗歌批评中。按照西川在2002年信中所附《内行的工作》中的看法，这些批评家“既没有‘艺’的直觉，也没有‘思’的精神，也没有‘史’的眼光”。陈超无疑是他心目中三者融合的代表，“他把‘思’与踏踏实实的细读结合在一起，并通过这种结合，显示了他对于诗歌文本的尊重”。

《夜雨修书》让人印象深刻的另一点，是弥漫其间、属于特定时代的理想主义气息，如今它被未亲历者视为恋旧心理。只有在这些书信间重返现场，你才会真切感受到当年看似缥缈的理想主义，实则是积极现实主义的别名；理想不是现实，但必得钻入现实打量一番，也必得以批判性眼光审视现实，方能得其真谛。基于个人化诗学理念、对诗界敏锐的洞察，以及对诗人文本大面积阅读，陈超对写作中功利现报的心态十分不屑；他虽然娴熟于诗艺的品评、诠释，但在各种声音、立场针锋相对，“经济暴力”压制艺术审美追求的语境中，更为关注诗人的操守和写作的良知，看重艺术超越性功能。他呼唤“一切坚持高迈纯正的伟大艺术”（致王家新，1994），认为“当今的学术，不是智力障碍的时代，而是良知障碍的时代。在良知发生障碍、追求功利现报的时代，智力越好，越会出大问题”（致郑单衣，1997）。他十分欣赏和推崇初出茅庐的年轻诗人刘翔，感觉他是能做大事的人，“有一种狂飙缭绕的场”，希望他能“将一半精力用于诗学”，直言“将本土诗学提高到应有的标度，是你的责任”。

而诗人们在通信中体现的狂傲个性、舍我其谁的磅礴气势，深信大家抱团取暖、互相激励便能改变诗坛格局，提升中国诗歌创造力的心态，不能不令人动容。比如于坚写道：“中国文学已到了这样一个时期，仅仅是‘才气、空灵’是混不得的，时代需要‘巨匠’。”（1990）“我对诗一直有一种使命感，我要负责的并非‘诗人们’，而是更伟大的东西。”（1995）王家新认为，诗要想获得新生就必须接受压力、挑战和考验，确立其精神、品格，使之具有“真正的尖锐性、可能性、拓展性”（1990）。西川意识到当代文化正处于岔路口，“我们要么成为骗子，要么成为诚实的人；要么成为白痴，要么成为有理性的人。我们当然企望在文化方面、在思想方面、在文学方面有所建树，但这首先不是为了我们个人的霸权”（1997）。当然，这一切看似狂放的言论，建立在诗人们深刻的自我解剖的前提下。

书信史料价值的不可取代，还体现在它书写时的赤裸与纯粹。传记与回忆录，出于各种原因会被修饰或删削，而手写书信的交流却近乎“一次性”，双方都不大可能预料将来会被整理出版，故此可以无所顾忌地敞开心扉，倾诉真情。在《夜雨修书》中，我们除了领略诗人、批评家在诗歌、文化方面的对话与碰撞，还可以强烈感受到他们彼此之间的声气相投，情深意长。诗人的生活是时代生活的横切面，呈现在不同信纸、不同格式、不同字体间。且不说现代文学史上鲁迅、胡适等巨匠的书信集的巨大价值，在现代诗歌领域，里尔克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与里尔克的“三诗人书简”《抒情诗的呼吸》等，已成文学经典。如同编选者霍俊明所言，书信是对“命运伙伴”和“灵魂朋友”的寻找。阅读书信集亦可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