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黎海超

逐水而居，顺流而下，是古今人群面对江河水域的共同选择。作为中国流域面积最大的河流，长江横贯东西，成为连通中国两端的大动脉。这一天然水路也成为古人交通的重要选择。长江上游与中下游的联系在古史传说中有丰富的记载。如《本蜀论》《蜀王本纪》记载鳖灵为“荆人”，死后沿江而上见望帝杜宇而复活，并治理水患。霍巍认为这一神话故事或许与长江中游治水技术的传播相关。俞伟超依据大量的古史传说提出三星堆文化的来源之一当在长江中游。

考古学证据则更为鲜明，至少从新石器时代开始，长江上游与中下游的联系已有相当规模。处于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中便见有不少长江中游的文化因素。有的学者进一步认为宝墩文化的筑城技术与稻作农业均受到长江中游的影响。夏商时期，长江上游人群经三峡进一步与中下游进行更为密切的互动。这在陶器风格、玉器形制等方面均有反映。这一联系的顶峰当出现在晚商初期，此时长江上游、中游、下游形成密切联系的整体，或可称为“长江流域青铜文化带”。这一文化带形成的背景应置于黄河、长江流域宏观文化格局的变迁中来考量。

变化的源头始于商王朝在中商末期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中商时期，商文化呈现扩张的趋势，以盘龙城为代表的地方城址是商文化在长江流域扩张的前沿。在中商末期，盘龙城废弃，由此在长江流域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随着商文化势力的退出，长江流域各地土著文化开始兴起。到晚商时期尤其是殷墟二期前后，长江流域从三星堆、汉中，到宁乡再到新干兴起了多支各具特色的青铜文化。这些地区出土的铜器一方面显示出与商文化的密切关联，另一方面也具有显著的地域特色。尽管各地文化特征鲜明，但一些共同性因素仍可将整个长江流域串联起来。具有长江流域特色的铜尊和铜罍广泛见于汉中、三星堆、新干、阜南等地点，几乎遍布长江流域。这些尊和罍共性较强，张昌平认为属于长江流域特色的铜器。此外三星堆和阜南铜尊上装饰极为相似的双虎噬人纹饰，可能出于长江中游地区的铜鼓上也饰有类似母题纹饰。汉中地区出土的人面具与新干人面具的造型极为相似。以上因素跨越长江上、中、下游，将长江流域连为一体，成为“长江流域青铜文化带”的主要物质表现形式。

这一文化带的内涵应涵盖资源、技术、文化等多个层面的互动。晚商时期，长江流域作为整体与殷墟为中心的商王朝建立了密切的资源流通网络。在这一网络中，各地普遍使用的高放射性成因铅原料应是主要的流通资源。长江流域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等其他资源流入商王朝。反之商王朝又向长江流域输出青铜等资源，包括用铜观念、铸铜技术以及铜器产品等。无论是三星堆、宁乡还是新干铜器群均可看作是以中原铜器为母题的不同程度的变体。

尽管“长江流域青铜文化带”的存在应无疑问，但对于文化带内涵的剖析仍远远不足。文化带如何产生、发展，各流域文化之间的互动模式等问题仍不清晰。这一文化带与黄河流域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对于后来中国文化格局的形成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均需要做出系统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