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30日

长江中游古代文明的交流枢纽地带

新石器时代 玉凤 天门石家河遗址出土的玉凤,被誉为“中华第一凤”。

新石器时代 “东方思想者”陶塑人像 天门石家河遗址出土的这件陶塑人像,似在低头沉思,被称作是“东方思想者”。

战国 木觚 云梦郑家湖墓地出土“中华第一长文觚”,见证秦一统风云,为国家信史提供重要实物佐证。

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 小石片石器 当阳九里岗遗址出土小石片石器,为探索旧—新石器过渡阶段提供重要实物资料。

战国晚期 鸟形金饰 安徽淮南武王墩1号墓出土鸟形金饰,是已知武王墩楚墓唯一完整的黄金制品。

周代 曾伯桼壶 荆门苏家垄周代遗址出土曾伯桼壶,其上铭文印证“金道锡行”确实存在,为破译早期中国青铜文明密码提供实物材料。

汉江边的十堰学堂梁子(郧县人)遗址,是我国百万年人类史实证地。(曹忠宏 摄)

春秋 曾侯宝礼乐器组合 随州枣树林曾国墓地出土青铜铭文近6000字,是迄今考古出土数量最多的一批春秋时期金文资料。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方勤

长江中游地跨鄂、湘、皖、赣、豫五省,与中原地区山水相连,也是连通东西与南方的枢纽。湖北建始人、郧县人证实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湖南玉蟾岩、江西仙人洞遗址、湖北长阳桅杆坪遗址揭示了稻作和陶器的起源,彭头山、城背溪、大溪,开启了万年的文化之路;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等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长江文明,是中国五千年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青铜时代,长江中游始终是中原王朝精心经营开发的南土,禹征三苗,昭王南征,楚国北上称霸,归于秦的统一。长江中游地区既有自身独特的文化演进模式,同时又与中原有着广泛的互动和交流,最终完全汇入到中华一统的发展大潮之中。

“考古中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重大课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以来,成果丰硕。郧县人第三具头骨化石的出土,是中国为东方人类故乡的重要实证。九里岗遗址揭示了人类从距今1万多年至6000年的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生活景象。根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发布的最新成果,湖南鸡叫城、湖北石家河城是中华文明进入古国第二阶段的重要代表。鸡叫城、石家河、凤凰咀、城河、屈家岭以及孙家岗、七星墩等城址是五千年前后长江文明辉煌灿烂的见证。鸡叫城大型宫殿式建筑、石家河大型城址及水利系统、屈家岭高等级建筑及蓄水灌溉的水利设施、城河高等级墓葬、凤凰咀引水入城工程,以及石家河肖家屋脊文化时期和孙家岗、七星墩的精美玉器,向今人充分展现了四千年前长江中游地区的繁荣与兴盛。发现高等级墓葬和玉器的河南南阳黄山遗址,其浓厚的屈家岭文化因素反映了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的交融。

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南阳八里桥遗址揭示了二里头文化经过南阳盆地到达长江中游腹地荆南寺等地的路径;盘龙城杨家湾高等级墓地、小嘴冶炼遗迹及北部大型铺石遗存,表明了盘龙城作为商早期经营南土的中心城市,有着与上游三星堆、中游吴城等地进行长期交流的重要中枢地位;黄陂郭元咀、安徽台家寺遗址的发现反映了两地是盘龙城之后长江流域重要的青铜铸造中心,湖南黑鱼岭遗址则揭示了更晚时期商文化南进的复杂状况。随州叶家山遗址、宜昌万福垴遗址等反映了西周王朝通过分封曾、楚等诸侯国对南方的控制,叶家山完整的墓地布局和墓葬礼器组合是研究西周早期青铜文化的标尺;枣阳郭家庙、京山苏家垄、随州枣树林等遗址展现了春秋早中之际周王朝衰落之后与以楚为代表崛起的地方势力的斗争,同时也完整体现了以曾国为代表的南方诸侯国在中央政权衰落后,从“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的发展变化历程。苏家垄墓地发掘确认了“金道锡行”铭文铜器主人的身份,赤壁大湖咀遗址炼锡遗存的发现,江西铜岭、九江荞麦岭和湖北大冶铜绿山矿冶遗址的持续考古,揭示了商周时期存在长江中游与中原地区“金道锡行”的资源流通路线和长江黄河文明的交融。楚纪南城、寿春城、城阳城、熊家岭墓地、武王墩墓地以及国字山越人墓等则是周王朝完全失去控制力之下的楚、秦等列国相互战争的直接反映。武王墩墓地保存完好的高等级青铜器组合和文字是研究楚文化及秦楚关系的珍贵实物资料。

云梦楚秦汉墓地与简牍是战争强力推动民族融合,促成中华大一统形成的历史见证。郑家湖墓地北方风格墓葬与楚式风格墓葬并存,体现了强烈的文化融合。 “中华第一长文觚”、惊与黑夫家书、《秦律十八种》《为吏之道》《编年记》等秦代简牍,书写了秦统一战争的激烈,以及秦国和秦王朝较完整的编年史、法律体系;西汉文帝时期的《算术》《质日》《田律》等简牍,反映了西汉前期的法律、社会状况、数学成就等,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传承性和可持续发展理念。而这些珍贵的文字资料都来源于秦汉时期平民士卒的生活和基层官吏的笔耕不辍,印证了中国历史由中国人民书写和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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