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益善

赵志飞和我都是从武汉江夏区金口街道走出来的，我们青少年时代喝的都是同一条金水河的水。他从警多年，有很深的警察情结和文学情结。最近，我一口气读完了他的新书《在那遥远的地方》，共20篇文章，写南疆、北疆的各10篇，并配有大量照片。我的阅读感受是，这是一本读了后能开眼界的书，也是一本充满了情怀的书。

我看他游南疆，在帕米尔高原纵横穿行了2000多公里，去了塔县、莎车、叶城，爬了盘龙古道、红其拉甫山口、慕士塔格峰……

我看他去北疆，游览火焰山、葡萄沟、赛里木湖、果子沟大桥、天山花海、伊犁河谷风光带、琼库什台高山草原、恰西森林、库尔德宁自然保护区、那拉提大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穿越雄奇险峻的天山独库公路……其新疆之旅饱满充实，对他自己，是受了一次眼光的拓展和精神的洗礼。

写旅游文章，重要的是让我们从这些文章中见到作者的情怀。他的这些文章，处处见情怀，这里只引用我印象最深的两三个例子说说。

他自驾到了塔县，塔县离红其拉甫有130公里，但从资料上看，红其拉甫高寒缺氧，空气稀薄，含氧量不足平原的48%，风力平均在8级以上，最低温度零下40℃，水的沸点不足70℃（永远煮不熟一碗面），恶劣的自然环境，被生物学家定义为“生命禁区”。志飞是1954年生人，已年近七旬，且患有高血压等慢性疾病，家人都力劝他不要去红其拉甫了。但他觉得这次如果不去，就是终身遗憾了！决心下了，妻子因身体严重不适实在不能陪他上山，他还是单车独行，勇闯禁区。随着海拔不断攀升，他感到呼吸开始变快，大脑也逐渐有点发蒙，胸闷、头胀、恶心、眩晕。他知道，高原反应开始了。于是，他赶快将氧气插进鼻孔，加快速度，继续前行。终于，在距塔县城128公里，祖国版图最西端的海拔5100多米的冰山上，他到达了那座英雄的红其拉甫哨所和边防检查站。千里冰峰、万年积雪，巍峨的帕米尔高原；丝绸古道、血色峡谷，苍凉的西部边关；云端国门、雪山哨卡，可爱的戍边官兵。冰峰、雪谷、国门、界碑、青春……他看到这一切了。从警的他来到这里，是为了向这些战友敬上自己的一个军礼。

他开车去走独库公路，拜谒为修筑独库公路而英勇牺牲的解放军官兵，他们平均年龄22岁，最小只有18岁。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穿越大天山，贯通南北疆。这条史诗般的公路，由数万名解放军官兵集结天山奋战10年修筑，其中数千人负伤致残，168名筑路官兵牺牲，平均每三公里就躺下一位解放军烈士的躯体。

在筑路官兵中，有位20岁的辽宁新兵陈俊贵。1980年4月6日，他们部队1500多名施工官兵被暴风雪困在零下30多度的天山深处，通信全部中断，面临寒冷冻死、断粮饿死的危险。陈俊贵奉命随班长郑林书、副班长罗强和战友陈卫星冒险下山找部队救援。他们连走带爬，艰难前行，在茫茫雪原，迷失了方向，当所带的馒头只剩下最后一个时，班长郑林书命令年龄最小的陈俊贵吃掉这个馒头。在命悬一线之际，他和战友陈卫星被哈萨克牧民发现获救，送往山下部队。

1500多名战友得救了，可22岁的班长郑林书、21岁的副班长罗强却因冻饿牺牲，永远长眠在了积雪覆盖的天山。陈俊贵双腿严重冻伤，以二等伤残军人身份回到辽宁老家，当地政府安排了电影放映员的工作，又娶妻生子，日子过得平淡而安逸。可陈俊贵时刻都在想念着班长。1985年冬，他辞去工作，带着妻子孙丽琴和八个月的儿子又回到了班长身边，为班长守墓，这一守就是20多年。2006年，陈俊贵费尽周折，找到了老班长在湖北罗田县白庙河乡的家，见到了老班长的姐姐，他来到老班长父母的坟前，泪水长流……

当我读到志飞的叙说时，眼泪也情不自禁地流了出来。

读了这本书后，我也才知道了志飞藏在心底的另一道情结。他到新疆，专程开车找到石河子农八师145团部的周恩来纪念馆，去瞻仰那里的一座全国唯一的周恩来总理纪念碑。1965年7月，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从国外出访回来，途经乌鲁木齐，专门来到石河子农八师145团部，看望军垦官兵和支边青年。也就是在那里，周总理说了“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话。要知道这几个字，解救了多少当时受“唯成分论”而苦闷于没有出路的青年。赵志飞1974年参警被政审时，曾因为“父亲因过失追刑、大舅去了台湾”两件事，险些被否决。幸得时任公安局长梁成文力排众议，一锤定音。老局长的依据就是，周总理说了，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重在个人表现。赵志飞就此进入警界。如今，有机会到新疆，他要专门到石河子周总理纪念碑前深深地鞠上一躬。

《在那遥远的地方》一书中，像以上所引的例子还不少。这些感人的故事，读者读了受的教育，比一些纯写景色、纯介绍景点的旅游文章深刻多了。其叙述语言明朗朴实，感情充沛，没有花花哨哨，这也是能让我一口气读下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