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旺舟 邓子昂
随着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不断向前发展，数字化正成为推进生态环境治理方式、治理过程、治理策略发生系统性变革和功能性升级的关键性力量。认识数字时代生态环境治理的时与势，着力构建生态环境数字化治理机制，对促进生态环境治理效能的整体跃升具有重要意义。现实中，不少地方抢抓机遇、积极谋划，推动数字化生态治理更具效率和科学性，与此同时，少数地方对生态治理数字化转型的认识理解还不深，行动缺乏实效。把这项工作抓到实处，要避免陷入误区。
误区一：盲目跟风
这主要体现在有关方面对数字化转型的认识还不清晰，缺乏系统考量与规划。
从现实情况来看，有的是看到别人在运用数字化手段，脑袋一热跟上去，对自身基础、条件等缺少研判与分析；有的是看到互联网浪潮涌动，为了不显得自身工作方式陈旧、工作理念落后，搞“面子工程”；有的是强行嫁接，生硬转型，空有数字化外壳，生态治理没有打开新的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应当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大势”，同时也指出，“要脚踏实地、因企制宜，不能为数字化而数字化”。
首先要看到，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深刻演变，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不断加速，智能产业、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深刻改变着全球要素资源配置方式、产业发展模式和人民生活方式。面对这个大趋势，生态治理这项系统工程中的各类主体，需要耳聪目明，不能不看方向、不观风向，毫不在意、不为所动。
同时也要保持清醒，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都不仅仅是一个个概念，它们的生命力是要在实践中涵育的。既不能违背规律，也不能盲动乱动，让数字“赋能”变“负能”。
误区二：手段、目的模糊
近年来，生态环境部持续组织打击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违法犯罪行为，查处了多起涉嫌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的案件。比如2023年8月，生态环境部公布的自动监控领域6个典型案例就显示，某地一家企业总排口COD自动监控数据与平时的数据反差极大，执法人员调查发现，原因不在设施问题，而是操作人员“人为操作”所致。
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深化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应用，构建美丽中国数字化治理体系，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也提出，到2025年，“数字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以数字化赋能生态文明建设，数字化是手段，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提升是目的。推进生态治理数字化转型，其重点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手段，提升生态治理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和实效，致力于解决各级政府各部门在生态治理方面存在的信息孤岛、数字壁垒和数字鸿沟等问题，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推动生态治理实现在跨层级、跨部门、跨行业、跨系统和跨区域等方面的优化协同高效和系统整合。
把手段当成目的，就会本末倒置，沦为形式主义。假数据、假信息频现，会极大影响决策分析与举措制定，不仅不利于生态治理水平提升，反而有害于生态文明建设。
误区三：重数据采集，轻实际应用
近年来，各地各级生态环境部门高度重视环境信息化建设工作，加强环境信息化基础能力建设，“互联网+环保”“智慧环保”等方面的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也有少数地方信息资源共享程度不高，信息资源应用滞后。
环境信息数据的采集是海量的，如果各系统之间交互性不强，就会因数据相对分散而产生信息孤岛、数据烟囱现象。大量环境数据信息均以数字形式存储在系统内，如果只是停留在查询检索和统计功能上，不能为生态治理提供有效的具有深度分析和辅助决策的信息，就难以实现信息资源跨部门、跨领域、跨层级的综合利用。
大数据的价值在于应用。在土地利用和生态修复方面，大数据技术可以结合空间数据和遥感技术，进行土地分类和资源评估，指导合理的土地利用和生态修复规划。通过大数据分析，可以预测自然灾害的发生概率，提前采取措施减轻灾害带来的损害，可以监测和评估生态保护区的运行效率，及时调整和优化保护措施。只有以“用”为导向，数据信息才能活起来，才能深入嵌入生态治理过程，发挥其应当发挥的作用。
误区四：将转型视为被动的“要我做”
无论是企业，还是其他领域，对生态治理数字化转型有清醒认识，“我要做”的主动性强，哪怕受过阵痛，工作局面和发展气象就比较好。与之相比较，仍有一些方面将生态治理数字化转型视为上级“要我做”，包袱心理重，被动性明显。
生态治理数字化转型涉及方方面面的工作。从建立统一规范的数据采集、存储和共享机制，确保数据的质量和可靠性，完善数据管理和安全保护措施，到建立数据标准和分类体系，使不同来源的数据能够互通互用、无缝对接，提高数据的整合和分析效率；从引入符合自身实际的先进的监测技术和数据分析方法，让潜在问题能够被有效识别并及时应对，到让大数据技术为公众参与生态治理提供更多渠道和手段，增强公众的环境意识和主动参与意愿，抓好这些工作，都需要摆脱应付心理、凑数心态，真正把生态治理数字化转型抓实，为一个地方、一个领域的工作打开新天地，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锻造更多可用、好用、管用的“利器”。
（作者单位分别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