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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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造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策源功能,要求我们着力改变传统以财政投入和银行信贷为主的创新投入方式,积极发展以风险投资为主体的市场化创新投资管理体系。
策源功能是对科技创新活动的更高要求,它不只是从“1”到“100”的跟随模仿或转化应用,而是在“无人区”下出更多从“0”到“1”的“先手棋”,练出更多人无我有的“撒手锏”。
锻造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策源功能,要求我们及时更新头脑中对于科技创新的传统认知,给予策源性创新活动一定的冗余度和宽容度。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时,充分肯定“湖北科教人才优势突出、科技创新能力较强”,明确要求“努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更好发挥科技创新策源功能”。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又一次在湖北强调科技创新,对湖北的科技创新寄予了殷切希望,也为湖北未来一个时期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更是站在面向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节点上,对新时代湖北“战略支点”功能的深刻诠释,那就是要瞄准“策源功能”,使科技创新依托供应链、驱动资金链、变革政策链、赋能产业链,实现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全面赋能,从而形成推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源头动力和终极引擎。
不以一时成败或短长论英雄
策源功能是对科技创新活动的更高要求,它不只是从“1”到“100”的跟随模仿或转化应用,而是在“无人区”下出更多从“0”到“1”的“先手棋”,练出更多人无我有的“撒手锏”。
当前,我省已初步构建起以“1家国家实验室+10家湖北实验室+8个大科学装置+163个国家级创新平台+484家新型研发机构”为主体的科技矩阵,实施了瞄准关键核心技术的“尖刀”工程和“61020”全链条攻关,取得了一批原创性科技成果。然而,对标具有引领能力的国内外顶级科技创新水平,我省还存在一些短板,对下一代技术、未来技术的前瞻性把握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对一些短期内看不清方向、看不到前景的布局还需要深入谋划部署。
锻造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策源功能,要求我们及时更新头脑中对于科技创新的传统认知,给予策源性创新活动一定的冗余度和宽容度。创新是后工业化时代的一种具有很强非线性特征的人类智力活动。越是具有策源性基础性的创新,其与既往范式之间的断裂性和跳跃性就越强,就越不具备典型工业化生产条件下可以预见的投入—产出特征。
这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我们为何往往可以列举出资金、人才、制度等创新活动的各种必要条件,却几乎难以回答哪些因素能够构成创新成果的充分条件,一些地区的创新奇迹为何很难在其他地区得到原样复制。这也意味着,以产值、利润等传统指标为导向的工业化思维方式、组织方式和生产方式在很多时候并不完全适用于源头性创新,甚至会适得其反。
事实上,源头式创新更多来自个人兴趣经历、市场需求启示,以及企业组织资源之间的迂回碰撞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或多或少会冒出不寻常的想法,出现非常规的做法,甚至产生争议性的看法。但无论如何,政府、企业和社会都要为这种“创造性迂回”留出空间和时间,保障资源冗余,保持足够耐心,保护创新者热情,始终聚焦于创新工作的价值和创新者的品质,不以一时成败或短长论英雄。
在开展有组织科研的同时,要允许创新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的“无效率”和“不实用”。对经过评估后具有一定价值的创新活动给予充分的鼓励和资源上的支持,帮助其发展成更为成熟的技术和产品,并走向市场。湖北传统产业的比重较大,龙头企业的数量还不多,如何在推动企业发展壮大的同时,保留好企业开展源头式创新的初心和韧性,将是摆在多数创新型企业面前的课题。只有“风物长宜放眼量”,以谦卑之心,蓄进取之志,假以时日,才能营造出一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源头式创新生态。
用好生产要素的创新配置手段
锻造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策源功能,要求我们着力改变传统以财政投入和银行信贷为主的创新投入方式,积极发展以风险投资为主体的市场化创新投资管理体系。
众所周知,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然而,由于科技型企业的“种子期”往往也是其缺乏资金支持的薄弱时期,这就形成科创企业与资本之间的盲区,导致企业科技成果转化中面临“梗阻”。作为生产要素的一种创新配置手段,风险投资正是为了解决创新活动的资本需求应运而生的。
自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鼓励发展创业投资、股权投资”后,创业投资、股权投资或风险投资等词,在中央的各类文件中已多次出现。2024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要积极发展风险投资,壮大耐心资本”,这也是耐心资本在政治局会议上首次被提及。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要求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为风险投资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因此,优化国有创投机构的考核激励办法,充分运用好国有资本投资的尽职免责机制,同时适当延续国有基金的投资存续期,使国有资本真正成为长期资本和耐心资本,不仅是引导和带动更多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从而营造创新金融生态,整合资源发力产业招商的重要抓手和支点,也正在成为地方政府转型成为“投行化”和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标志。在这个过程中,投行的发达程度对于弥合国有基金和科技创新企业之间的“最后一公里”,实现双方在资金供需上的高效率成功匹配,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湖北的本土风投机构较少,国有基金的活跃度不够。如何壮大风投机构规模,充分彰显国有资本发挥耐心资本的作用,将是湖北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需要着力破解的问题。
使科研人员能够心无旁骛、聚精会神地从事源头性创新
锻造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策源功能,要求我们进一步优化城市的空间格局,为策源性创新创造舒适便捷高品质的生活环境。
在世界范围内,策源性创新活动的发生地大都位于大都市的边缘地区。这一方面是为了获得大都市在集聚人才、资本、信息等方面不可比拟的优势,另一方面也是避免大都市规模过大、密度过高所带来的生活成本高企、焦虑感攀升等负面效应,使科研人员能够心无旁骛、聚精会神地从事源头性创新。
我国人口规模巨大,推动形成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网络型城市群结构,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不仅是我国城镇化的道路选择,也是培育和孵化策源性创新的内在要求。在策源性创新活动的节点区域,除了以大科学装置、科技会展中心为核心,汇聚相关的科技型企业、新兴研发机构等创新主体外,还要强化与机场、高铁等对外交通枢纽的直连直通,使节点中心成为人员迅捷往来、信息高效交流的场所,能够举办更多更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和科技交流活动,让更多的科技人员愿意来这里、方便来这里,从而提升在全球范围内的科技知名度和创新影响力。
此外,策源性创新中心还要注重建设“以人为本”的生活社区,避免成为脱离人的实际需求的“模型”。一方面,要认识到创新活动往往需要人与人之间的面对面交流,因此包括道路网格、绿地水体、建筑体量在内的城市布局要以步行可达性为主要尺度,才能使人们愿意走出来、能够坐下来,使街道充满生气和活力。另一方面,要认识到科技工作者也是活生生的个体。以高质量的生活服务,帮助科技工作者群体保持好生活和工作的平衡,将更有利于其以松弛的心态去追逐更具挑战性的创新成果。因此,物业、家政、零售、快递等生活性服务业的有效供给,也是创新中心建设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社会组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对建设科技强国进行全局谋划和系统部署,确立了2035年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建成科技强国的奋斗目标。当前,锻造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策源功能,已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制高点,成为国家之间和地区之间赢得竞争优势的必争地。作为科教大省,湖北要牢记嘱托,勇于担当,敢于作为,在创新策源的新赛道上,着力强化对于高水平科技创新活动的充分包容,大力撬动对于高水平科技创新活动的资金支持,深入优化高水平科技创新活动的空间环境,加快推动科教人才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创新策源的功能优势,为保障国家科技安全、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中部发展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