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窦金龙

当人们为“新东北作家”书写的上世纪末老工业基地“溃败”的故事而晕眩感动之时，我们或许不知道的是，在中国大地其他角落，同样发生着迷人的世纪末传说。“漫长的季节”里不只有冰天雪地和白日焰火，还有南方灰白的石膏矿，和那些矿区的江湖儿女。

作家周芳的长篇小说《膏矿叙事》继承太史公的列传传统，用一系列人物小传，拼凑出了上世纪90年代（以下简称“90年代”）清宁石膏矿五分矿的地方断代史。90年代，这不仅是小说的时代背景，实则是小说中除了那些矿区的年轻人之外，隐含的最重要的“主角”。

作为一个大时代的标记，小说中非常简约迅速地记叙了邓小平1992年在深圳发表讲话这一历史事件，用日常化的口语讲述宏大历史瞬间，把个体的“小叙事”和整个中国社会改革的时代浪潮联系在了一起。这种写法看起来像张爱玲的小说，也像王家卫的电影，在主线故事之余闪过历史新闻的一帧画面。但不同的是，无论是张爱玲的小说，还是王家卫的电影，它们要做的都是用个人的悲欢解构历史的宏大叙事。周芳的小说，则将清宁石膏矿上青年男女的命运紧紧地和大时代的历史瞬间捆绑在一起，他们或是时代浪潮裹挟下的弄潮儿，或是巨浪席卷之后搁浅在沙滩上的“遗留物”，但都不妨碍他们在时代聚光灯以外绽放自己的光芒，哪怕光芒微弱或转瞬即灭。

毫无疑问，小说的作者是深爱并怀念着那个年代的，小说中随处可见对90年代氛围的营造。谭咏麟、张国荣、孟庭苇、杨钰莹……这些歌手的流行歌曲，当年曾经响遍大街小巷。《红日》的热血沸腾、《当年情》的江湖侠义，《你看你看月亮的脸》的纯真甜美……小说用它们营造出一种强烈的在场感，每一个经历过90年代的人，都会被它们唤起脑海中共同的记忆。

还有上世纪90年代大热的香港电影，以及席卷年轻人的偶像文化。小说有一章的传主——过磅工梅艳方，甚至直接和当时的香港明星梅艳芳的姓名同音。她最爱的电影是《英雄本色3》，最爱的片段是梅姐临死前躺在发哥怀抱中那痛彻心扉的场面。因为对发哥的狂热倾慕，以至于要去公安局改名为“梅艳芳”。矿区的生活无法满足她内心的渴求，心中的发哥早已成为一个远方的诱惑，梅艳方远走他乡，南下广州，在工厂为姐妹舍身出手，后来成为饭店女老板，活得大气仗义，潇洒豪爽。与其说这一章写的是“英雄梅艳方”，不如说写的就是90年代流行文化对青年人的影响。

那么90年代到底是什么样的？在我看来，小说《膏矿叙事》所呈现出的90年代，是一个血肉相连的年代。尤其在写作的当下回望过去，那或许是“最后的”血肉相连的年代。清宁县的石膏矿，过去多年曾为县城带来无限的荣光，为矿区人带来扎实的财富，是县志中重要的一笔。这和东北的重工业城市类似，一个工厂、一个矿区，就是一个小世界。这里有学校、医院、礼堂、商店、饭店……一家几代人生于斯、长于斯，在时代变革发生之前，过着几乎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安定生活。所以这里就是一个密切交织的人际关系网络，彼此之间往往沾亲带故。工友如亲人——他帮过他的忙，他救过他的命，他为兄弟出头，她送姐妹出嫁……真实的来往碰撞，让他们构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社群。所有的恩怨情仇，都是混在一起的，分不出个数，也厘不清头绪。

作为小说主人公的年轻人们，他们的青春和矿区联系在一起，也和彼此的青春紧密相连。喝酒、打架、写诗、搞帮会、骑机车、谈恋爱。朋友就是要聚到一起喝一夜的酒，把酒瓶堆的满地都是；喜欢一个人就是要写诗、送花、为她唱歌或者非他不嫁。不用隔膜，都把自己的真性情交托出来，用血肉换真心。小说中有段故事，飞来一笔，写得格外精彩。来自不同地方的三个笔友坐几十个小时火车到五分矿找贺小果，各个“奇装异服”，光彩照人。彼此素未谋面，完全靠诗歌结缘。一见面就和矿区帮会的年轻人打成一片，喝酒K歌，像是多年未见的老友，相聚过后再坐几十个小时火车各自离去。这大概是那个年代最具象征意味的浪漫情节，和小说“后记”中年轻人所说的，大家都在手机上打“王者荣耀”的今天，已经相隔了太远。

然而这样的时代也终将结束。90年代是具有鲜明“过渡”色彩的年代，前面是计划经济的尾声，后面开启着市场化、全球化的进程。石膏矿有它自己的命运轨迹，小说在另一重叙述时间中写出了它如今的结局。但在小说主体1990年代的叙述时间里，则是通过对于“时间差”的书写预示了90年代的巨大转折。这个“时间差”在小说中具象为空间的差异，来自于南方的广州和清宁的石膏矿之间。在小说里，广州就是远方，就是未来，就是“新时代”。石膏矿区的青年人，梅艳方、邱红兵等只有去到广州，才完成了一代新人的转换。而矿区留下的黄大安、出走广州又回来的陈北山，结局都凄凉惨痛，终成悲歌。他们是时代的“落伍者”，或许也是小说“后记”中所说的那些“被遗忘的人”。

所以，90年代给我们留下的是什么？《膏矿叙事》也提供了富有症候性意义的解读样本。在小说的尾声，作家陈栋梁参加了一场清宁市文联组织的名为“良宵会”的文艺活动，小说借矿区走出的企业家邱红兵之口谈道，“矿业博物馆是个男人，那这个良宵会大讲堂就是个女人。一阳一阴，一刚一柔。”最后发现，良宵会大讲堂是如今的企业家、当年的诗人贺小果匿名出资修建的。这样的处理颇值得玩味：看似边缘又孱弱的“文学”，跨过时代的浪潮，如今竟创造出了一片废墟中最坚固的东西。诗人创建的大讲堂和企业家出资的矿业博物馆，都建在早已荒废的石膏矿区，它们与发疯的“先知”和逝者的坟墓一起留下，共同构成了那个血肉相连的年代的纪念碑。

然而，纪念碑其实不需要任何的物质实体，文学和写作本身就会在历史中镌刻下印记。书写开始的那一刻，时间就已经凝固、停留。小说中的作家或许也是作者本人的化身，作家朱天文曾写道，“时间是不可逆的，生命是不可逆的，然则书写的时候，一切不可逆者皆可逆。”书写者似乎都有一样的“执念”，而我们感谢这样的“执念”，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执念”，我们的情感才有更扎实的寄托，历史才有了更鲜活的纹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