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建勇

黄州城是长江北岸的一座古城，曾是黄州府和黄冈县两级衙门所在地。北宋元丰年间，大文豪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先后写下了“一词二赋”等不朽篇章。作为文化古城的黄州，扼守长江水道，“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也是兵家必争之地。

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49年。这年5月13日夜，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十二兵团四十三军一五六师四六六团的战士们英勇无比，一路南下，饮马长江，在张体学率领的豫鄂军区独立师的配合下，经七小时激战，于14日凌晨一举解放江边重镇团风。随后，大军继续挥师南下，轻取堵城，直逼黄州。

这时的黄州城内，又是怎样一番情形呢？说来有些搞笑。本来驻守在城内的国民党军有一个营兵力，碉堡工事也修得有模有样，号称固若金汤。可是，当团风被解放军攻克的消息传到黄州城后，守军营长心里就犯了嘀咕，完全丧失了守城的信心，打定主意准备弃城而逃。当然，当逃兵也是有讲究的，不能就这么拍屁股走人，得有点技术含量，要逃得神不知鬼不觉才行。守军营长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趁着天色还没有完全大亮之时，乔装打扮后逃出城去。于是，他迅速卸下腰间别着的手枪，脱下军装，换上藏青色短褂便装，悄悄溜出住所，快步沿魏街向汉川门走去。因为汉川门外是东坡赤壁，不远处就是大江，过了江就是国统区。

再说这魏街，其实是卫街的误读，因为明清时期这里曾是黄州卫的所在地。卫所制度是明朝军队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制度，黄州卫设置于明洪武元年，也就是1368年，隶属于明朝前军都督府湖广都司，后改为所，明洪武十二年又恢复为卫。到了民国时期，黄州卫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在魏街驻扎守军的传统，似乎还没有丢掉。当初，守军营长奉命驻守黄州城时，第一个视察的驻地就是魏街。当时，魏街北段有一座小山包，叫魏家墩。守军营长派人在上面建起一座碉堡，安排哨兵轮班把守，并下达死命令：汉川门是守军的唯一退路，务必好好看守，没有经过本营长允许，任何人不得擅自进出汉川门。为此，他还让人在汉川门内外设置警戒线，有胆敢擅闯者，格杀勿论！

可是这天，守军营长万万没有想到，他曾经下过的死命令，竟会反噬自己。事情是这样的：这天黎明时分，在碉堡里负责执勤的是个愣头青士兵，此人性格偏执，认死理，不懂变通，用黄州话说，就是一个“二杆子”。本来，他是抱着枪靠在碉堡壁上打瞌睡的，听见响动后一激灵，扭头看见有人沿魏街快步走来，赶紧把枪端起来，边拉枪栓，边高声喝道：“什么人？站住！”可是，来人根本没有搭理，仍旧径自快步往前走。“二杆子”急了，不管三七二十一，砰，朝着来人就是一枪。来人应声倒地不起。

这一声枪响，不仅惊动了城内守军，也惊动了城内百姓。大家误以为解放军开始攻城了，不禁都跑到街上看个究竟，结果，发现被“二杆子”一枪撂倒的那人不是别的什么人，正是已经乔装为老百姓的守军营长。枪法从来都没有漂亮过的“二杆子”，这次枪法也出奇的好，子弹像长了眼睛似的，不偏不倚，正中营长眉心。后来，人们都说，这大概就是天意。

守军营长被击毙，黄州城内守军一下子变成了乌合之众，而这时，解放大军也已经兵临城下，守军根本无心抵抗，乱作一团。很多士兵纷纷冲进老百姓的家里，抢夺男式便服，脱去军装，换上便服，然后打开汉川门，仓皇地弃城而逃。

就这样，解放军四六六团在没有遭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迅速进入城内，来不及逃走的80多名守军乖乖地举手投降。所有俘虏被统一安置在黄州文庙广场看押。文庙广场，也就是如今黄州的香格里拉住宅小区所在地。看到解放军，城里的老百姓兴奋不已，很多人自发地跑到街上欢迎解放军，还有的人甚至帮助解放军看管那些俘虏。

黄州文史研究者熊宇庭先生曾在《一枪解放黄州城》中记述：黄州区汉川门社区年近八旬的姚家明老人，对黄州城解放那天的事情一直记忆犹新，他说：“解放军将俘虏兵押到文庙广场上集中看管，其他人就到附近居民区‘号房’子，也就是临时借用。我家人多，房子也比较宽敞，为他们腾了一个大客厅和两间厢房，厅里关俘虏，厢房住官兵。解放军一到我家，就给了我家两袋米，大约四五升，叫我母亲给那些俘虏做饭。饭熟后，我母亲将饭装在一个小提桶里，叫我和我哥哥抬到文庙广场，送给俘虏吃。那天为俘虏做饭的不止我一家，有好几家。”

应该说，黄州城的解放相当于和平解决，因此城内百姓的生活基本没有受到影响，各个店面商铺照常营业，城外的很多老百姓甚至还涌进城里看热闹，完全没有烽烟岁月里常见的那种惶恐和不安的情形，倒像是过年时赶大集、逛庙会时的喜庆场面。

1949年5月14日下午，黄州城所有军民欢聚在文庙广场，举行盛大集会，共同欢庆黄州解放。一时间，文庙广场上红旗招展，鞭炮齐鸣，锣鼓喧天，热闹非凡。那些受压迫的人们，在这一刻尽情地释放着自己的情绪，他们那发自内心的欢笑彼此感染着，最终定格为永恒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