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刘长松 王丙全

记者：公安县为什么要在农村开展居间服务改革？

严广超：公安是农业大县，也是劳务输出大县。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农村劳动力纷纷外出务工，种田的人越来越老也越来越少，村集体经济没有活力，干群关系渐行渐远。随着第一批打工人年纪渐大，很多能人想回到农村创业兴业，有资金却难找上好项目。

县委县政府调研后非常忧心：一是土地面临撂荒，谁来耕种？二是能人回乡创业，如何链接？三是集体经济匮乏，怎么发展？这些问题堆积到一起，归根结底是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是农村生产关系再调整、生产要素再配置的问题。改革势在必行，不能再迟疑。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和标准体系建设，聚焦农业生产关键薄弱环节和小农户，拓展服务领域和模式。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供生产、劳务等居间服务。

我们理解，居间服务改革就是要村“两委”负责人转变角色，以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为平台，主动给经营主体、农户当好中间人，带动村集体增收、农户致富。我们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后，所有行政村都成立了股份经济合作社，村集体有了法人资格。前些年，我们加强村“两委”班子建设，村集体战斗力显著增强。通过推广自种田、待转田、流转田的“三块田”改革，全县68%的耕地都变成规模田。有了这些条件，开展居间服务改革水到渠成。

记者：这几年，公安县居间服务改革主要做了哪些探索？

严广超：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探索。

一是为经营主体与农户搭建起了生产要素供需匹配的平台。我们在全省率先搭建了农村“三资”信息化管理平台，分村清理并录入承包地权属及分布、土地流转状态、家庭劳动力等各类信息，开通了“我要发包、我要找地、村务公开、我要服务”等四大功能板块。村集体线上把关信息发布，线下监管合同约定，所有交易公开透明。

二是为经营主体与农户提供了降低成本增加收益的途径。现在农业生产成本主要为农资、农机、排灌、劳务等四大部分，经营主体在本地没有资源，小农户没有议价权，单打独斗办不了、办不好、办起来不合算的事越来越多。为此，我们依托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市场化方式、更优惠的价格为经营主体和农户提供生产要素，推动农业生产降本增效。目前全县已有97个村集体为经营主体和农户提供生产居间服务，每年降低农业生产成本过亿元。

三是为集体经济组织与成员增加了公共服务的经济基础。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基层组织可用资源和手段愈发有限，农村公共服务存在供给低效、供需错位的问题。这几年，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居间服务增加收入，钱袋子鼓了，有钱好办事，为群众解决了一批急难愁盼的问题，干群关系得到明显改善。

记者：居间服务改革带来哪些启示？

严广超：回顾这几年公安县的居间服务改革，我有三点体会。

一是来自基层的探索最宝贵，也最有生命力。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力是无穷的，改革必须充分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在居间服务改革过程中，我们充分运用了共同缔造理念，很多办法都是群众想出来的，问题也是一起商量着解决的。在收益分配上，必须充分保障农户利益，这是所有改革的前提。

二是必须坚持用市场化手段。居间服务改革，关键是找到有实力、有能力、靠得住的经营主体，还要让经营主体在村里留得住、发展好。同时也要保证村集体和农户都有积极性，这就必须建立一套公平公开的利益分配机制，把三方都链接起来，只有三方共赢，改革才能长久。

三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刀切。“上下三里不同音，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每个村集体都有自己的特点和实际情况。我们在框架设计上提出“资源、生产、劳务、公共服务”四个居间，但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哪个条件最好就先发展哪个，循序渐进地去推进。比方说景阳岗村、神台湖村有高标准农田改造项目，就从“小田并大田”入手，先把土地资源盘活；幸福村土地流转程度低，就联系经营主体为农民耕种防收提供“点餐式”社会化服务；新江村在外创业的能人多，就鼓励他们和这些老乡合作开发项目。从目前来看，资源居间已经比较成熟，下一步我们要在生产居间、劳务居间等方面进一步加强探索。